非常时期的艺术创作有共性，但也求质量

湖北武汉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凸显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也更深刻地揭示了在天降大难之际，人性的维度和底线，对于艺术创作，疫区就像战区，艺术家通过创作所承载的精神力量，等同于输送给战斗一线的武器弹药，质量必须是有要求的。

非常时期的艺术行为，共性重于个性，胡适先生说过“百年文字，多少头颅”，即是强调文艺作品与社会发展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责任与关联，没有谁能置身事外做壁上观，这就要求每个画家凝神聚力于大众人心，才可能同心同德共赴时艰，画家才可能在精神层面彰显作用肯定价值，画家所面对观者、面对表现，大致有四种选择，见到却未想到，想到却未见到，想到也已见到，未见到也未想到。

蒋兆和    流民图    1943年   中国美术馆藏（下卷）

蒋兆和创作于1941至1943年的《流民图》，堪称中国美术史中里程碑式的宏篇巨制，它标志着中国人物画在直面人生、表现现实方面的巨大成功，也是蒋兆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流民图》表现的是国难当头，哀鸿遍野，民众流离失所的悲情惨景，当时在中国到处可见，蒋兆和的笔端不仅再现了身边的真实，更表现了人类在文明进程中跋涉的艰辛，那一组组相依相扶的难民所承载的，除了困顿还有坚韧，除了凄凉还有企盼，画家表现的是，除了万千悲恨，更有汇聚的力量，所以在后面的历史中，这力量终于让中国人民唾弃黑暗，迎来了光明，这都是当时的观者未必能想到料及的。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应该是对想到却未曾见到的最好诠释，《格尔尼卡》是毕加索于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一幅巨型油画，长7.76米，高3.49米，现收藏于马德里国家索菲亚王妃美术馆。该画是以德国法西斯纳粹轰炸西班牙北部巴斯克的重镇格尔尼卡、残暴杀害无辜民众的事件，创作采用了写实的象征性手法和单纯的黑、白、灰三色，画面营造出低沉悲凉的氛围，渲染了悲剧性色彩，表现了法西斯战争带给人类的不但让人恐惧莫明，更让人心灵涂炭，《格尔尼卡》一画将情绪化的恐惧莫明，心理上的心灵涂炭，通过自己沉淀的想像，以象征的形式构成，抽象的意境表述和变形的生命载体，让所有观者看到了什么是战争，以及灾难对生命的肆虐和凌辱，人们通过画面所想到的早已超过所看到的。在我们今天同样面临突降的灾难面前，很多画家急就章式的作品，只是对见到也想到的肯定，形式构成的粗疏，人物造型的雷同，情节动态的重叠，意境内涵的浅显，都让艺术的表现等同于生活的再现，把想像的空间演练成实况的转播，这既不能把行为升华为思考，更不能把动作深刻为思想，艺术的价值又何谈彰显和肯定，至于未见也未想的一些画家，应知道《淮南子》中曾云“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

艺术创作的终极价值是对人性更积极的表现，不仅仅是表象或行为，更不能止步于标语和口号式的所谓应急之作，而是经过心灵的震荡与人性的净化，去探寻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艺术的语言，更深刻地揭示这种关系是如何作用于我们日常平凡的岁月，让观者不但见其然，还能想其所以然，不但看到点线面，还能想到和谐与生动。好的美术创作源于平常中的不凡，源于均衡时的灵动，当不测与灾难突然降临之际，也正是艺术创作大考之时，我们常常说莫负时代，就是要用更冷静更理性的态度去审视现实，去理解社会，去贴近人性，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作为这个时代的画家，面对这个时代的现实，静下心，沉住气，用能动人心魄并发人深省的美术作品去讴歌这个时代的脊梁，去表现这个时代的心声，必然是每个画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本文转自美术报）

作者：代大权，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画院版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馆评审委员会专家组专家、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指导委员会专家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