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可归者”与“拾荒者”

不是拾人牙慧,但我把这个标题写起来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一个词组,“低端人口”。我年老脑衰,不记得是哪位“睿智”的长官或者它的下属们提出来这个词。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既然有“低端人口”,那也就有“高端人口”。“低端”和“高端”是根据什么来规划的呢?他们有没有严格的科学定义?或者一系列量化或者数字化标准?大家经常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注:这么提法希望不要牵扯“政治不正确”或者“纯血统论”。至少它还有一点遗传的影子。我绝不否认,龙凤父母养育出鼠辈子女者比比皆是,反之亦然。)这位“智叟”的上八代是属于“高端人口”,还是“低端人口”?那它的下八代是属于“低端人口”,还是“高端人口”?老祖宗已经说过了,“富贵不过三代。“我断言,”智叟”即使是神仙,也不知道它的下八代是不是何种人口。试问各位看官,有谁知道吕洞宾的侄孙子是干什么的呢?

绕了半天,我还是要回到题目上来。“无家可归者”不用解释了,就是没有地方住,每天都以“穹苍为顶,地为床”的人。有时候,也可能是以其他方式表现。有一天早上,我在公园散步。我正在兴冲冲地走着,突然发现远处一个水泥座椅下,横躺着一个人。我着实吓了一跳,赶紧远离,不打扰别人的清秋大梦。有些人天真地以为在外面野营几天,可以体会到无家可归的心情;或许,偶尔在外面野营几晚,根本就体会不到无家可归的感觉,因为野营者内心中依旧有个家存在,充满了归属感。有些人以为在繁华闹市街头呆卧一个晚上,便可以经历无家可归者的艰辛。“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真正的无家可归者与体验者之间,应该有些细微的区别吧。对普通人来说,难的是真正做一个月以上的“无家可归者”。

“无家可归者”这个词在美国用的比较普遍。在新冠疫情蔓延的时候,新闻里也偶尔拿出来讨论一下。例如无家可归者怎么来应对新冠疫情?他们在哪里寻求帮助?他们如何面对社交距离的要求?他们是不是需要被测试?无家可归者跟那些有家的人一样,他们有权利使用卫生间,或者洗澡,淋浴之类,这些怎么来处理?各级政府建立“无家可归者”救助中心,迫在眉睫。然而,中心选址就是让人头疼不已的问题。一般来说,某个社区出现“无家可归者救助站”,附近环境的安全、卫生、以及与每个家庭息息相关的房价,皆有很大的变化。普通人同情弱者,但并不想与弱者为邻,情有可原。

“拾荒者“就是俗称的捡垃圾的、拾破烂的,靠自己在路上捡来的可回收物维持生计(据百度百科)。我小时候只知道“逃荒者”一词,“拾荒者”的说法是我是二十一世纪初才注意到的。“百度百科”上说,“拾荒者”一般家境贫困、没有什么劳动能力或是无依无靠。拾荒者大多无依无靠,靠在街上捡拾可回收物来维持生活。 拾荒者的具体贡献是使城市回收再利用事业得以开展并运作(感谢“百度”)。同样是做回收再利用事业,“拾荒者”与老北京或者是旧上海那些掏粪的行业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可以罢工、罢市。“拾荒者”则没有这样的资本。TA们需要把一只一只捡来的塑料瓶等再生材料弯腰曲背捡起来,集中后换钱,以满足日常所需。再次引用“百度百科”,“据报道,2013年6月15日13点,西安钟楼地下通道,一名男子浑身被血浸透。此事件系两名拾荒者在钟楼地下通道因为一个矿泉水瓶子,发生争执,撕打,其中一名男子被对方用刀刺伤。伤者被送往西安市第一医院得到救治,无生命危险。” 普通老百姓不屑一顾的一个塑料瓶,可能会引起生命之忧。拾荒者的辛苦,我们只可以想象。

这种想象也可能会被某种现实而扭曲。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我远远发现小区里某一家走出来一位妇女。本着“见人绕道走”的原则,我赶紧走到了路的对面。伊身着类似半身黄色雨衣。伊一大早手里捏一只黑色大垃圾袋,让我颇为好奇。凑巧的是,我们往同一个方向走—公园。

原来,伊是到公园里,在公园内的各个垃圾箱里寻找回收再生资源。虽然说“劳动最光荣”,当我看到伊拎着大半袋垃圾袋往回走的时候,心里想,那些平素无家可归的人,不早起来,饭碗也会被临时角色扮演的“拾荒者”抢走啊。

望着伊远去的背影,我脑海浮现出以前工作中的一位出生在美国的日裔同事。他是普渡大学博士,年纪轻轻就做到研发副总裁级别的马拉松爱好者。有一次,我与他在圣地亚哥市中心的餐厅吃饭,他瞅着外面的无家可归者,突然发出一声感叹:“我们跟这些人一墙之隔。成为无家可归者,其实只是一步之遥呀。”

大哉斯言,至哉斯理!

作者简介:关东胜,艺美网专栏作家,工学博士(美国)、工商管理硕士(美国)。曾任教于京城高校,现定居美国,从事食品安全和品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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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0年0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