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被以色列国防军用枪顶着后背搜身，也被Jihad武装人员用上膛的手枪指着太阳穴；
他曾经逃脱过巴勒斯坦狙击手的两次射击，也被以色列哨兵关在铁栅栏里，还曾在冲突的现场挥拳将一名巴勒斯坦人击倒在地……
他，就是中国唯一的战地自由摄影师高磊。
如今，他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归来，带你走入他的《摄影江湖》。
故事地点：以色列|巴勒斯坦
故事时间：2003年-2004年
高磊40岁的生日，是在一次自杀式汽车爆炸，和10支狙击步枪的瞄准之中度过的。
那天，爆炸发生在早上，高磊赶到爆炸现场时，以色列的警察还没到，“尸体碎片、脑浆、肠子，到处都是。”
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在滚烫金属表面蒸发的气味，以及人肉被烤焦时的“香味”，高磊说，混合着这两种味道的气息，是爆炸现场特有的味道。
直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高磊还是不愿意吃烤肉，因为烤肉的香味会把他带入血肉横飞的记忆里。
在爆炸现场，作为摄影师的高磊，反而没有举起相机，他首先做的是救人，在拍摄到好照片和人命之间，他选择后者。
他抱起一个人，心里纳闷，这人怎么这么轻？低头看去，原来那人的整个下半身都被炸掉了。
警察来到之后，把他撵到了戒严圈之外，他在附近的楼上偷偷拍下这两张照片。
制造这起爆炸的人是巴勒斯坦人Ali。当天，高磊在拍摄完爆炸现场后，立即前往Ali的家，直到以色列国防军已经炸毁了Ali的住宅。
在废墟上，高磊拍下了这张照片，不解释的话，观看者不会想到，这个笑得开心的小姑娘，是Ali的妹妹，而后面是他的弟弟和两个堂妹，背景中是他的叔叔。
他没有看到想象中的悲伤场面，Ali全家都觉得荣耀和自豪。
这种荣耀和自豪，高磊见过很多次。
以色列的第一个女自杀爆炸者Hanadi Jaradat，她制造了海法餐厅的爆炸案，造成19名平民死亡。高磊曾去过她家。在她家里，一面墙上挂满了死去亲人的照片，其中就有她本人。
细观照片中各人的表情，父母姐妹并没有因为Hanadi和其他亲人的死而感到悲伤，而是流露出坚毅和自豪的神情。画面中Hanadi的妹妹在一个月以后，也绑上炸弹死了。
回到他40岁生日那一天，下午他离开Ali被炸成废墟的家，半路被以色列士兵拦住，查看完他的护照后说了一句：“你知道当时你被至少10支狙击步枪瞄准着，赶快离开！”
Ali的家位于约旦河先的Bethlehem，被以色列定义为“战乱”地区，而高磊想去的地方是加沙。那里，被以色列定义为“战争”地区。
按下快门的同时
对面狙击手拉响了枪栓
进入加沙前，高磊跟以色列国防军签了“生死状”——两页的免责声明，大意是如果你在加沙出事，以色列国防军概不负责。
其实，去拿以色列签证的时候，一个白胡子的使馆工作人员就严肃警告高磊：“小伙子，我告诉你一句话，我们的士兵没有幽默感，他们会开枪。”
老头把护照紧紧捏在手里，“我再说一遍，他们没有幽默感，他们会开枪的。”
而这个老头，平日里跟高磊是嘻嘻哈哈说笑的一个人。
白胡子老头没说错，在加沙，高磊的镜头就跟以色列军人的枪口对峙过。
拍下上面这个镜头后，高磊放下了相机，高举起双手转身，因为按下快门的同时，对面的狙击手已经拉响了枪栓。
快门时间很短，但看到枪口瞄准自己的感受，让高磊永生难忘。
高磊进入加沙的时候，是2004年初，那时正是巴以冲突最为激烈的时候。时任新华社记者周轶君的《中东生死门》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加沙：
以色列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6战斗机或无人驾驶侦察机，几乎每天在加沙上空盘旋……庞然大物的轰鸣铺天盖地，使人难辨东西……
夜晚，停电往往是大规模空袭的前奏。眼前一黑，战机呼啸而至。虽然知道自己不是导弹寻觅的目标，不知道下一声爆炸在哪里的恐惧仍然揪心裂肺。
初到加沙的第一天，去楼下买水的途中，高磊就遭遇了一次枪击。
他伏在地上看到一队武装人员枪杀了一个妇女，高磊感到那子弹带着重量、带着温度越过自己，打到了那个妇女身上，她被子弹携带的动能送到半空，像面口袋一样飘起，又轻飘飘落在地上。
说起这个经历，似乎到如今，高磊仍惊魂未定，因为可以模糊听到他在紧张地咽唾沫。
这仅仅是第一天，在之后的82天中，高磊几乎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状况。哪里有爆炸、哪里有冲突，哪里就有高磊的身影。
站在战场的正中心
没有掩体的时候，只能求多做好事
一天之内，他曾被以色列国防军用枪顶着后背搜身，也被Jihad武装人员用上膛的手枪指着太阳穴；他曾经逃脱过巴勒斯坦狙击手的两次射击，也被以色列哨兵关在铁栅栏里，还曾在冲突的现场挥拳将一名巴勒斯坦人击倒在地……
他说，在加沙，不能用好人坏人来简单区分，经历其中才能感觉到个中滋味。
为了尽快赶到冲突的地点，高磊几乎24小时把相机带在身旁，睡觉时，只把外套脱掉，裤子和鞋，只会在换洗的时候脱下来。
在冲突的现场，很多时候，他站在冲突的正中心，一边是荷枪实弹，开着装甲车和推土机的以色列国防军，一边是拥有土制火箭筒和石头的巴勒斯坦人。
运气好的时候，高磊可以在附近找到一个掩体，运气不好的时候，他也没有钢盔和防弹衣来阻挡弹片。
回到国内，做客《鲁豫有约》的时候，鲁豫问他在这种情形下怎么办？高磊笑着说：只能多做好事了。
每一次从住处出发，赶往拍摄地点的时候，高磊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所以每当出门，他都会对着门口处的沙滩拍一张。
同样的景色，他一共拍过70次。
高磊很幸运，这70次惊险的旅途，他都回来了，这张照片没有成为他最后一张照片。
快门曾记录下
战争中儿童生命的最后一瞬
高磊喜欢拍摄战争状况中的儿童。
这其中，有冲突中拿着石块的巴勒斯坦孩子；有在汽车爆炸现场，惊恐万状的以色列儿童；有拿着AK47，延续仇恨和暴力的少年；也有日常中背着书包，翻越隔离墙去上学的小学生……
曾经有一个巴勒斯坦孩子，高磊曾拍下他被机枪射中后，高高如弓般弯起，在送到医院后，高磊记录下他生命的最后一瞬……
那时，医院的外面有人高喊着：“血债血还。”
还有一个14岁的少年Mohammed，上学路上，遇到导弹袭击。两个月后醒来，他失去了右腿，左腿肌肉大部分不知去向，胸腔被揭开过，前额骨没有了，脑髓在半透明的表皮下微微震动。
高磊问他：“能操作轮椅出去跟其他孩子玩吗？”
Mohammed回答：“能带上炸弹杀犹太人。”
在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的暗杀现场，一个孩子走到高磊的面前，摊开左手，伸到他眼前。高磊看到了亚辛焦黑的肉片，有些还是鲜红色，这个孩子轻声说了句：“亚辛。”
在此之前一个月，高磊冲到亚辛的车前，拍摄到了亚辛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摁完这张照片的快门后，他就听到了车旁保镖枪托呼啸而来的声音。
命是一个灵魂在驾驶一辆车
这辆车打破了，我再换一辆
作为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战地自由摄影师，虽然他没接受任何单位的指派，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但在拍摄的领域，他不想输给国际上大牌通讯社记者，他想赢。
刚开始，他们总是挡在高磊镜头前，鼻子朝天，很看不起人，他想让大牌摄影师低下头看人。所以每当机枪响起，在那些摄影师没命往后狂奔的时候，没有防弹背心和头盔的高磊，就在他们腾出的位置上拍摄。
几次之后，“这些人就主动给我让位了。心情愉快。”
对于自己这种好胜心，在十几年前的一次网络交流中，他写道：“对不起，我血液里无法排除狭隘的民族性。”
从这些照片中，也可以清晰地感到：挨到近处，选择逼近，感到对方的心跳和呼吸，是高磊的拍摄方式。
他相信这样的照片已经不是旁观意义上的阅读，而是感受，“这种给观者带来的感受是迫使我逼近的源动力。”
同在加沙的新华社记者周轶君，有一次问他：“你怎么不害怕？也不退，命只有一次。”
高磊回答：“我怕，很怕。命是一个灵魂在驾驶一辆车。这辆车打破了，我再换一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