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以色列的坦克机枪扫射的时候，所有人都下意识地趴下了，耳边的枪声撕裂了所有错觉，血淋淋的战场就在眼前。
加沙，一个长年饱受战争折磨的城中监狱，哈马斯和巴伊斯兰圣战组织等众多武装派别都集中在这里，这里是真实的人间炼狱。
这里的子弹不长眼，看不见人的幸运符，没人知道下一个死的会不会是自己，高磊也不知道，但在所有人低头逃命的时候，他拿起他的相机，直挺挺地站在那儿，没戴钢盔，没穿防弹衣，没有一秒迟疑。
战地之前
第一次见到高磊时，他穿着大码的卫衣和工装长裤，戴着一顶破旧的棒球帽，笑声爽朗，步子很大，聊起摄影总有说不完的话，年近五十的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大咧咧的老男孩，尽管身肩多职，工作忙碌，但是每每同他交流，总是精力充沛的状态。
高磊是个行动力很强的人，比如他刚毕业参加工作时，当时负责的工作项目跟水泥运输行业有关，他看到水泥运输的成本有很大的改良空间，就去专门学习了物理知识，并提出了成功可行的运输方案，从那时起他的身家就开始有了极大的转变，他还因此取得了物理学位。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就像他只身前往巴黎学习摄影，在纳木错悬崖徒手攀岩，独闯加沙拍摄巴以冲突等等，高磊就像这些奇幻冒险的现实容器，所有的不切实际都变得看得见摸得着。
“想”和“做”这两件事，在高磊身上似乎就是左腿抬起右腿放下的过程，他的每一次冒险，背后的目的又直接又坚定，能被一眼看穿，但也毫不遮掩。
直到去加沙拍摄巴以冲突，他带着中国摄影师的自尊心，不顾众人的反对，签了生死状就去了。
不长眼的子弹，身份各异的参与者，还有司空见惯的死亡无时无刻不在轰炸着高磊的神经。死亡的单位以秒来计算，相机成了他出生入死的同伴，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什么都不重要了，“是生是死都不重要了，”他语气诚恳地说，“只要大家知道，我是中国人就够了。”
你接触摄影有多长时间了？
如果从我的第一台照相机算起的话，应该有了30年了。那个时候拍街景和生活比较多，当然主要也拍我老婆。
当初决定去巴黎学摄影的契机是什么？
我那个时候玩摄影已经很多年了，也买了很多器材，基本上尼康系列都齐了，有些停产的我甚至会通过拍卖买回来，这个时候摄影对我来说变成了收藏，就跟你炒股炒成了股东一样，这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
后来被身边人提醒，我开始意识到这个确实有问题，我最初不是为了买相机而买相机，我是真的想学习摄影，而那个时候也有这个条件，我就把公司交给别人打理，自己跑出去读书了。
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这是影响你去拍摄巴以冲突的一个因素吧？
其实倒不是说我浑身是胆我就能去了，加沙那地方，你到了那儿，两边的军队不会让你进去的，这个是要动脑子的。
而且在战地摄影师的圈子里，大家都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距：如果在一个战场上有两个摄影师的话，当一个摄影师死亡，活着的那个摄影师，要拍一张他死亡的照片，然后把他的相机和胶卷拿走赶紧撤离。告诉他的家人，告诉世界他是怎么死的，他还留下了什么。
真没有，我来这就是为了拍照片的。以色列的机枪坦克扫射的时候，所有的人全趴在地上，我站在那里纹丝没动，一样按快门，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当时周轶君（同行的女记者）就完全傻了，她觉得我疯了，我说不是，这个时候如果一枪把我击倒，是我最光荣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英雄主义情怀的人吗？
应该是有，因为从小就受这个教育，雷锋榜样嘛，而且我也知道，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英雄的话，那你肯定不得好死（笑）。没有一个英雄是年老善终的，他一定是年轻的，壮烈的，所以英雄实际是带有悲壮意味的悲剧性的人物。你想如果我死得很惨烈，我会作为一个中国人被人家记住，因为在那里中国人太显眼了，这样中国的摄影师出去自然会被人尊敬、受人待见。
亲临战场，经历生死，你觉得自己前后有什么变化吗？
经历了两次生死，我算是彻彻底底放下了，因为我体会到了那些在战场那种很绝望环境中挣扎的人的痛苦，他们每天都要面对死亡，死的还不是一个，是死一片，从无法接受到后来都麻木了，对死亡感到麻木。
所以一个人不管有多么强悍，始终都是渺小脆弱的，任何人都需要帮助，所以身边的人有什么困难，我会义不容辞地去帮助他们，特别是看到弱势群体受到欺压的时候，我依然会愤怒，甚至可能会有过激的一些行为，但现在年纪大了，可能打不过别人了（笑）。
最近有在进行的新项目吗？
有哇，我最近要把我放下了30年的摩托车重新捡起来，然后横跨中国，把沿途遇到的人和事拍下来，没有固定的主题，我希望就看我当时的心情和感觉去拍摄，我想说话了就会停下来拍摄，不然的话就继续朝前走。
预计要多长时间呢？
三个月吧，沿着经度竖跨中国哈哈，没有强制性的拍摄任务，如果有同好的话也欢迎一起结伴去旅游！
本文原载于色影无忌论坛，作者牙牙菜。（2018-06-29）
高磊简介： 自由摄影师/战地摄影师，影像输出后期工作研发者，国际著名策展人，摄影黄埔俱乐部主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