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系穆雨晴1980年春摄于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四月影会”第二回《自然.社会.人》影展。前排坐席左起：冯亦代（已故）、吕小中、冯牧（已故）、黄永玉、王志平
信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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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我的画的照片后，作为一个行外人，你回信中冷不丁提到“也很喜欢黄永玉的画” ，让我感到吃惊和佩服。
算你说对了，勿需讳言，我的画受到了黄永玉艺术很大的影响。我常画的荷花，就差不多可以算是他已注了册的商标。我这只不过是个盗版，是个变种，是小孩描红模子练大字而已。
黄永玉是在中国我最喜欢最尊崇的画家，他的版画漫画，钩线白描，泼墨重彩，游记散文，小品杂俎甚至辞锋口才都“令人绝倒”，这是个学惯古今艺通中西的怪才，浑身闪着火花炸着刺。有时我总觉得要称他为大师不如叫他“这家伙”更合适点。
1969年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复员，1972至1974年间，辗转飘落到了北京西四丁字街口的? 电子技术普及服务部? (历史上的和以後的上海迁京造寸婦女服裝店)，管业务管仓库并兼管画橱窗，营业员们管我叫 “库头”。由于我是这里唯一的大学生，头(儿)又老不来上班，这个西四地区很重要很红火的门脸的很多事情差不多都是我说了算，但可笑的是，我几乎是个“电子盲”，连如何开关调试黑白电视机的起码知识都不具备。
从造寸窄小背阴的后门进来，直上三楼是北京工艺美术服务部的一个很宽敞的裱画作坊(在那政治统帅一切，而兼全民办电子的年代，你绝不会想到还会残存着裱画这种“四旧”行业)。很多有味没味的字画，有名没名的人物都从这小后门悄悄进出，我有事没事就溜上楼去看画，和裱画的张文田师傅及有名没名的人物们聊天，欣赏品评着这些有味没味的字画。
在这期间，正在因画“独具慧眼”(或如大众所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的猫头鹰而犯事的黄永玉送上门来了。“破帽遮颜过闹市”，一顶屎黄的呢鸭舌帽低低地扣在他那毫不起眼的似秃未秃的小脑壳上，不变的是他手里总握有一柄大木头烟斗，变化的是这烟斗每次不一样。
黄永玉先是来裱他的画，以后又在这三楼上铺开了场面，抡圆了拳脚接连很多天为王府井工艺美术服务部大楼画了一幅巨大的屏风壁画。百荷妩媚，翠鸟七宝，流金溢彩，幽深神秘，滃滃翳翳，滋润沆瀣。
黄永玉的这些画，把我给“震晕了”。在他画画的那些日子里，我茶不思，饭不想，如痴如醉地泡在三楼。他把我骨子里的一些东西触发了，催化了，引爆了。那几天，真是让我受益不浅，对我一生的艺术观和画风奠定了一个不容游移的基础。以后(直至今日)我所做的全部探索和努力，只是为了“不要太像黄永玉的画”。
也许是因为緣份，也许是我身上也有点什么东西打动了他：我们之间话越来越多，感情越来越熟识。像是已经认识了一辈子似的（起码对于我来说是这样），我们成了忘年交，他多次请我，我也多次不请自至地到他家中閑坐(那时没有电话，可免去事先定约的麻烦)。
他当时住在北京站口罐儿胡同的一个平房大杂院里一角，房子又小又暗，没有窗户，白天也开着日光灯管，他画了张窗户框加上窗外阳光草地风景的油画挂在他想开窗 户的那面墙上。天冷时他脚上套着一双北方老人常穿的灰白的毡疙瘩，他说我这屋里铺不起地毯，我就铺两块小地毯在自己脚底下吧。屋里上上下下堆挂摆置了大大 小小的都很有意思的玩艺，一截一劈两半纹理蛮漂亮的不知什么果木加了四条木腿权充沙发，屋里很显眼的地方挂着他儿子黄黑蛮的一张未完成的油画静物，画的是“梨子丑恶的灵魂”。
我们坐在果木硬“沙发”上喝着一杯清茶，天南海北门里门外过去现在你我他們地剧谈半晌。他聊起了很多往事掌故，以后我(和当时的女朋友一起)花了不少时间想将这些话题写成一篇黄永玉传，题目叫《我来到这个世上，为了看一看太阳》。某天，我们将尚未結束的文稿拿给他看，他当时将文稿放在了一边，继续他的海聊。几天后的下一轮见面时，他说：不行不行，这篇文章不能再往下写了。里面牵扯的人和事太多了，会惹来很多麻烦的。
他没有将文稿还给我(们)。几天熬夜的心血白费了，一篇我自认为很精彩的传记夭折了。当时没有计算机，我(们)没有留下底稿。
犹豫了很久后，有一次，我犹犹豫豫地对他说：黄先生，也给我画张画吧，我真的太喜欢您的画了。突然一阵静场，他没有马上应答，我马上二十遍地后悔了刚才的请求。
过了一会后他小声说：咱们有两个问题：一是画如果画得好，她不愿意我送给人，边说边用手指了指里屋，那里有他已睡下了的妻子张梅溪；二是你看，我这屋子实在是太小。你说怎么办？
沒法子，我只好顺着往下接了：那就到我家去画吧。
他说：行。
几天后，他和儿子黄黑蛮背着画具颜料纸来到我家，满打满地干了两天，给我留下了一张整幅厚高丽纸的泼墨重彩画，款曰：“丙辰秋为志平弟写荷花數朵水鳥兩只。湘西黄永玉时年五十四”，掐指一算，丙辰是1976年，这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以后，四人帮垮了，黄永玉的“黑画案”自然而然也就没事了，他的家从罐儿胡同的平房搬到了南沙沟新建的大楼里，是打通了的两个大单元，他的名气自然而然越来越大，日子自然而然越过越红火，登门的朋自然而然越来越“高”，座上的客自然而然越来越“贵”，我也自然而然知趣地不再去找他了。
不知又过了一段多长的日子，我实在忍不住了，忐忑不安地拨通了他家的新电话，我无法不承认：他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
“黄先生，是我，王志平。”
“唉呀呀呀！你这个人呀，怎么搞的，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露面？”电话的那一端，从声调很高的埋怨中我听到了他绝非做作的喜悦，他的真诚和友谊感动了我，我的眼睛湿润了：
“您那里现在天天高朋满座，我想我就别再去打扰您了。”
“不一样！不一样吗。你是老朋友啊，好，什么时候能来，我等你。”
“明天上午行吗？！” 我很兴奋。
“行， 明天上午十点，我等你。”
第二天上午……
第二天上午我没有去！我失约了。失约的原因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再提起的意义（那天出门我看时间还早，换车途中顺路拐进一个朋友家坐坐，让他拉着下了一盘围棋）。唉，这是宿命，是我性格中那无法控制的癫痫发作（不知这是不是一种自虐）：我自认绝不是一个轻浮孟浪不负责任的人，但我经常在一些非常重要，非常有益而且实在不难处理的事物前莫名其妙地止步。
从那以后我无颜再去见他，这自责和沮丧二十几年来一直潴堵在我胸中。
岁月倥偬，白驹过隙，天各一方，相去万里，现在我的脑壳也“似秃未秃”了，而黄永玉已是八十岁的老人，甚至有可能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我等你。”当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人的一生中，不知有意无意间要犯多少错误，有意无意间要错过多少机缘，有意无意间要留下多少遗憾。
……
王志平 于法國普羅旺斯
2002.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