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的村庄吗？不是我的村庄又是谁的村庄？
村庄的名字叫东坡，它坐落于齐地中部，我在它的怀抱出生并度过了懵懵懂懂的童年。村庄留给我的认知痕迹，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也将伴随我的一生。
东坡地处丘陵地带，背靠海拔接近300米的大黑山。大黑山东面的凸坡凹洼中，二百来户人家的草顶土坯房屋，零零落落，散乱在山坡、土堰、石圪上。村庄不大，街道逼仄狭窄，在村里绕行，曲里拐弯，生人进村辨不出东南西北。
遇有外人进村找人打听道，东坡人的指路也透出蹊跷：你，向前走，碰到死胡同往右手拐，上一个坡，看到小卫东家大门，再往前过一个黑漆大门，看到门前有棵柿子树那家就是。
谁是小卫东？来人往往一头雾水。
连小卫东都不认识，你还找什么人？东坡指路人不屑地翻翻白眼，拍拍屁股走了。
真是莫名其妙，到恁东坡找人还得先认识小卫东？外来人讪讪一笑，知趣地走开。也没有好法子，兀自蒙头转向瞎猫碰死耗子，倒不如静静自心，另寻他人，还是先打听小卫东家在哪儿吧。
我懂事不算早也不算晚，六岁那年，脑袋开窍，能够懂得基本人间世事了。由于不缺营养，小胳膊小腿也结实有劲。春分时节，第一次跟几个大孩子顺着羊肠小道，爬上了头顶积着几朵残雪的大黑山。迎着寒风，一双小手捂着冻疼的耳朵，站在山顶俯视脚下的东坡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生我养我的村庄。
灰突突的草顶土屋掺和着小杂院南一个、北一处，东一栋、西一座，七零八落，像一个个被脏手摸出油光的棋子散落在缺边少角的破烂棋盘上。不是那种正在激烈对弈的棋子和棋盘，是那种臭棋篓子眼见要输棋，耍赖，抬手一把胡啦乱了的棋子和棋盘。
那时，我们在村头大柳树下看大人们下象棋，经常看到他们骂人吵架掀翻棋盘。
想不明白，小小孩童，怎么会对生育自己的村庄产生如此“突兀”的感觉。
更加疑惑的是，这感觉从此印在我的记忆里，几十年过去，一如既往地“突兀”在脑海里，忘不掉、躲不过，挥之不去。
站在我人生第一次登临的大黑山上，有个大孩子见我愣神，拨拉我的脑袋，用东坡村强者对弱者惯用的问候语说，小痴狗，看啥呢？我抬头望望他，指着山下的村庄说，看，像不像四猛他爷爷“呼啦”乱了的棋盘？
几个小伙伴瞪大眼珠瞅山下村庄，又转头看我，说，哪像，就是房子和院子。你看，那是俺家。那是你家，你家在石碾边上。还有，那是小卫东家。
只有拨拉我脑袋的大孩子看完琢磨道，你别说，这小东西想象力挺丰富。他使劲按按我的脑袋，言语中带着赞赏。
从大黑山上下来，我开始琢磨东坡村，注意从大人的嘴里倾听他们的议论，也用自己的眼睛仔细观察探寻。许多事情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慢慢产生了个人思想，我想找人说，可又不敢说。皱着眉头想想，偌大个东坡村，有谁会听一个孩童的诉说，有谁能理解一个小孩眼中的世界？
随风顺水飘远了的童年，许多事情记不得了，可第一次爬大黑山的印象永远刻写在记忆里，记住的也包括那个大孩子先是拨拉我脑袋和之后再按按我脑袋这件事情。
很多年之后，在外地偶遇东坡村一个邻居，他也是漂泊外乡之人。他告诉我，那个拨拉我脑袋和按按我脑袋的大孩子，已经是肩扛两杠四星的军官，再升就是将军了。说者神情骄傲，口气自豪，仿佛要扛将星的不是拨拉我脑袋和按按我脑袋的大孩子，而是他本人。他接着告诉我说，看来你没再回东坡，不知道东坡的情况，现在咱村对外宣传的口号是“一文一武一黑山”。我茫然，什么文什么武，啥、啥山？他给我解释说，山东不是号称“一山一水一圣人”嘛，咱村就是“一文一武一黑山”。文，文是咱村出过拔贡，武是咱村走出个大军官。哦，我想起来了，拔贡是恁家的祖先呀，你忘了？山，就是大黑山。我赶紧点头称是，嗯嗯，又急忙找理由岔开话题与他道别。
哦，亏你们想得出，祭出一个早已死去的晚清古人，捧出一个遥远卫国戍边的军人，再压上一座静默不语的大山做说辞当招牌，而不是依靠东坡的资源实力和村民的美好追求造势做宣传，这样的村庄能有大发展？
想来，我成年的村庄依然是我童年的模样，一个继续让我茫然的东坡。
我八岁上了一年级，学会写东坡二字。当年，在村头大柳树下，听老人念叨，知道了老祖宗给村庄取名东坡的美好愿望和殷切寄托。村庄坐落在大黑山东面，东坡正合其位。东坡，苏轼，苏东坡，宋代大学士，那可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啊。咱们沾沾大文豪的名气，子孙后代能出文人、文官，光宗耀祖呀。村名东坡，或是祖辈期许的虔诚感动了天，惊动了地，清末，村里真出了一个拔贡，通过进京考试，被皇家封个七品芝麻官，派到鲁西南某个小县城上任去了。他老人家是我的先辈，是我爷爷的爹，是我父亲的爷爷。爷爷、父亲活着的时候，对我提起拔贡，都是无比快慰的语气，恁老爷爷那可（读阔）是清朝的拔贡啊。
或许是拔贡挖掘得太深，伤了地气，以后，东坡再无名人出现。哦，也不是，不是还有一位大校嘛，不知他后来是否挺进了将军行列。
东坡村大柳树正前方200米有一条铁路，最早是德国人修的，往外运输煤炭和矿石。蒸汽火车每每“咣当”到东坡村口，火车司机必定要拉响汽笛，“呜-呜-”，告诉人们火车来了。随即拉开排气阀，“嗤---”呲出一大团浓雾样的水汽。司机探出半个身子，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神色，火车在白茫茫的汽雾里，轰隆隆、哐当哐当远去。记得，每天上午7点05分，也有一趟绿皮客车停靠，很少见乘客下车，倒是时常有三两个乘客从这里上车。小站的票房跟周边的建筑一点都不搭，说显得个色，不太恰当。嗯，对了，是鹤立鸡群。那票房如画报上刊登的外国尖顶石头小洋房。
这栋漂亮的石头房子至今也藏在我脑子里，并且经常幻化出一个场景：石头房子厚重的木门打开，出来一个洋娃娃般，童话故事中小红帽那样的姑娘。长长的卷曲的黄头发，头顶扎一只红色蝴蝶结、高挺的鼻梁、蓝色的眼睛、白里透粉，苹果一样的脸儿、身上穿着礼服裙、脚穿黑亮黑亮的公主鞋。美丽的小公主冲着童年的我友好地招招手，我跑上前去，我们手拉手，走向石头房前的秋千架-------美好的幻想，自然是孩提时外国童话看多了的缘故，潜意识里是不想长大，更不愿意变老。
扯远了，还说火车。去那石头房里的售票口，打一张硬硬的火车票，等待绿皮客车进站，让列车员剪个小四方口，就能坐车进城了。上二年级的时候，妈妈带我坐过一次，以后再也没坐。她说，坐一次要花两毛钱，血贵。
那时，一碗馄饨才一毛五，还是一包肉、汤水里漂着虾皮、紫菜的喷巴香的鸡汤馄饨。再央求坐火车，妈妈说，坐一次知道啥样就行了，有那钱不如给你买碗馄饨吃，还能省出五分钱，干啥不好？
这条铁路最大的用处是把东坡村割到了城外，铁路这边是乡村，过了铁路是进城的大道。东坡村有人以种地为生，为农民；有人靠上班挣工资，是工人。在外人眼里，东坡村不城不乡，似城非乡。东坡人自个儿眼里是“四不像”。
东坡的男性农民到了岁数找对象，没得挑选，只能在本村或周边村里的女性农民里寻找。女性农民可以在男性农民中挑选，若是长相好、运气强，能找个挣工资的工人。男性工人找对象，先是找女性工人，若是自身条件弱，就得屈尊找农民。女性工人是最牛叉的，非工人不嫁。当然，可以上嫁，譬如找个镇上或区里坐办公室的干部。能否实现，这要看她们的运气和造化了。
那时候年青人的姻缘，大多是走街串巷的媒婆在串通。也有自由恋爱的，爱得就比保媒拉纤的瓷实。前一种，有媒人在中间来回走动、传话，男女双方婚前见不上几面，偶尔相遇，也是脸红害羞，赶紧低头走开。自由恋爱的就不一样了，常常约会，如胶似漆，东坡村的老人背后称他们是“不要脸”。
家里出了男“不要脸”还强点，家人睁一眼闭一眼，不听不管不找气生。如果“不要脸”是姑娘，家里总要鸡飞狗跳闹腾一阵。若是“不要脸”的姑娘屈服了，也就消停了。若坚持反抗，父母或“不要脸”的某一方，会使出绝食、恐吓、威胁等招数，直到有一方缴械投降为止。
东坡村里，无论是媒婆牵线还是寻死觅活争取来的自由恋爱，两个年轻人必须遵守一个规则，在铁路的这边，可以并肩走，也可以悄悄拉拉手，甚至趁天黑无月钻进小树林搂抱亲嘴。一旦过了铁路往村里走，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两个年轻人，不管感情多么炙热，都要拉开距离，一前一后，中间要隔出一个人的距离。不然，让人看见有亲昵动作，很快就成为村人嘴里乱喷的唾沫星子。要评说很长时间，直到下一对“不要脸”出现，人们才把评说目标转移过去。
是谁划定以铁路为界？过去没人解释明白，现在更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
那时，东坡人传话的速度极快，特别是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比村长传达公社通知精神的速度快好几倍。比如二柱媳妇早晨跟婆婆在磨房吵架，半晌午时间，全村的大娘大婶二姑三姨就能传遍她们婆媳不睦的消息。
天暖晴和的日子，东坡人最热衷的活动是聚在村头大柳树下找乐子。男人或下象棋或走五子，博弈的是男人间的伎俩和智慧。女人们则纳鞋底、补袜子，凑在一起张家长李家短。只要看到她们咬耳朵，必定是村里又出了“不要脸”或是别的花花事。杨菊霞平日嗓门最大，当她声音变小了，一定是让她发现了稀奇事。这是个肚子里藏不住事的女人，治保主任和妇女主任的秘密就是她传播的。她嘀嘀咕咕告诉别人，月明（方言，指月亮）最亮那后晌（方言，夜里），她拉肚子，半夜起来上茅房，瞥见治保主任从妇女主任家里出来。她强调说，那天她老汉跟俺家柱他爸一样，在矿上上夜班。围着的女人们捂嘴笑了，笑得让对面斜眼瞅她们的男人莫名其妙。
治保主任也是村里民兵连长，他的哥哥在区里做官当主任，他爱听大家也叫他主任。妇女主任是小卫东的妈妈，她喜欢用雪花膏涂抹黑脸蛋，又舍不得遮盖后脖颈，每天都是黑白分明。她自认为是东坡最漂亮的女人。
东坡人骨子里怕官惧恶人，治保主任是让很多人见了点头哈腰的人物。小卫东他妈也是狠角色，招惹到她，她能堵到门上，不吃不喝不歇气骂上一天，骂人的词儿几乎不重样。敢在大柳树下议论他们，也是要人提心吊胆的事儿。唉，架不住男女偷情这事太有嚼头了，大家还是忍不住要过过嘴瘾。
东坡人喜欢凑热闹，喜欢把不热闹的事情弄热闹，更喜欢把小热闹变大热闹。若是长时间没有热闹，他们会折腾出热闹。
我九岁那年闹地震，家家户户都在露天地里用木棍和布单、雨布支起防震棚。正值初秋季节，天热蚊子多。人们上半夜扇扇子打蚊虫，熬到眼皮发涩才勉强在闷热潮湿的防震棚睡下。有一天，下半夜阵阵铜锣响惊醒了我，跟着大人来到东坡街上。
手电筒昏黄的光亮里，一个蓬头乱发、赤裸上身、光脚、穿大裤衩的男人，胸前垂吊两个大网兜，里面装满东西，耷拉着脑袋站在当街青石板路上。近前看了，网兜里塞满青苞米、半熟的南瓜和地瓜，都是水分十足的重物。拴连两个网兜的八号铁丝，深深勒进那人的后脖颈，他黑红的颈肉埋住铁丝，沉重的压力逼迫他的头深深埋下去，彻底打消了他抬头的欲望。借着灯光，我俯身看他的脸，认出是前街的秋生。
秋生十岁时，他爹遭遇煤井塌方死在井下，娘改嫁走了，是爷爷把他拉扯大的。二十六七岁的秋生不情愿跟着爷爷下地，想到矿上挣钱，爷爷硬拦着不让去。时间长了添了小偷小摸的毛病，有了这毛病，媒人也要绕着他家走。该娶妻成家的年龄，连跟姑娘相看的机会都没有，于是又增添了蹲在茅房外面偷听女人方便的爱好，自然就更不受东坡人的待见。在村里，大人没有正眼瞧他的，小孩见了也躲得远远的，讨人嫌的秋生唯一的去处是爬大黑山。
听到锣声，人越聚越多。手电筒在增多，灯光在增强，治保主任脸上的油光在增亮。他把手里的铜锣和锣锤塞在秋生手里，呵斥道，你自己敲。秋生不敢不敲，但锣声没有治保主任敲得响。治保主任火了，使劲敲。秋生不敢不使劲，锣声震耳，当、当、当。踩倒了鞋后帮，拖拉着布鞋的妇女主任赶到治保主任身边说了几句话，治保主任点头答应。灯光映衬，一对男女脸上都耀闪亮光。治保主任拦下秋生，命令道，敲一下锣，喊一句，我是小偷，我偷生产队东西。秋生不敢不喊。他敲一下锣，嘴里念叨，我是小偷，我偷生产队东西。治保主任和妇女主任异口同声呵斥，大声喊！秋生不敢不大声喊，于是，敲锣声、我是小偷，我偷生产队东西的叫喊声撕破了东坡黑夜的天空。
那夜，几乎所有的东坡人都挤在东坡村曲里拐弯的青石板街两边，闻锣声、听叫喊、看秋生游街。一对男女两个主任导演的一出好戏，消除了地震给他们制造的恐慌，打消了闷热给他们带来的烦恼，赶跑了蚊虫给他们叮咬的瘙痒。村民们的兴奋不亚于过年，他们簇拥一对男女两个主任，推搡着秋生沿着东坡狭窄逼仄的街道，向前、向前，直到碰上抗日烈属张淑琴。
一贯穿戴整齐的张淑琴站在路中间，人们的手电筒不敢往上照她的脸，灯光聚在身上。青布鞋白布袜裹着老人的缠足、下身青布的大裆裤、上身是青布的盘扣大襟褂子。老人声音低缓深沉，说，你们这是做（奏）什么？他还是个孩儿，还要找媳妇，还要生儿育女，还得做人。散了、散了。
人们散了。是真的散了，我不撒谎。回到防震棚，我数了数，腿上胳膊上脸上一共被蚊子叮出十七个包，钻心的痒，越挠越痒。问妈妈要清凉油，妈妈说，你当是在家呀，这是防震棚，没有。奶奶过来，把唾沫吐到她的手指上，挨个给我涂抹了，管用。困意上来，我睡了。
梦里遇见十七个穿公主裙的小姑娘从尖顶石头房里出来。打那以后，我钟情十七这个数字，到现在各种信息填写密码，最先想到的也是十七。过去了这么多年，我能记住被蚊子叮咬出十七个包的原因也在于此。
张淑琴给秋生解了围，但是他没有等到找媳妇、生儿育女。当年腊月里下了一场大雪，那雪很厚，遮盖了大地上的一切，到处是把人眼晃得生疼的白色。秋生又去爬大黑山，路上滑进了八丈深的枯井，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爷爷求告别人找到他，已经是五天之后。用麻绳从枯井里拔上来，围观的人觉得奇怪，冻成一根棍的秋生全身一丝不挂，煞白的面庞，嘴角竟然挂着诡异的笑容。东坡人猜测，秋生死前大概看到了让他高兴的事儿，他一定是到那边享福去了。
文化生活只有样板戏和大柳树下找乐的日子，东坡人还喜好看结婚、瞧出殡。结婚凑热闹，嘻嘻哈哈还有喜糖吃，美妙的事儿。死人家出殡能瞧出热闹，必须会看门道儿。看长了能看出谁真哭谁假悲伤，村里的女人们爱凑这热闹，男人一般不靠前。妈妈不让我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我很少跟着小伙伴去结婚人家凑热闹。那时没有强制火化，死人的尸体要装进大棺材里。看到棺材，我有一种莫名的不舒服感，觉得不但棺材脏，丧主家也不干净。自小养成一个习惯，遇有亲人去世，我从不在举办丧事的主人家吃饭，哪怕饿得前胸贴后背也忍着。这样，我也不会去看东坡村的出殡。只有一次例外，张淑琴去世了，区里、公社来了很多人，挤满了她家的院子。院子盛不下，站到了街上。街上还有很多很多的花圈靠墙竖着，曲里拐弯，排满好几条街，并且还有人不断送来花圈。那天，我去凑热闹了。看着满院满街的花圈，我想，要是站在大黑山顶上往下看，东坡村南一个、北一处，东一栋、西一座，七零八落的草顶土屋之间，定然是开满了红绿黄兰各色各样的花朵。我看到了张淑琴的大棺材，棺身通体铮亮的大漆，透着富贵气，高高的棺材头上贴有白纸条，上面的毛笔字告诉我，她活了87岁。看到有人在哭，没忍住我也流泪了，我想起了秋生游街的那个夜晚，从那天起，张淑琴老太太一直形象高大地站在我心里。我明白这是敬佩，二年级语文老师讲过，敬佩的意思就是敬重加佩服。
十一岁那年，我们全家搬离了东坡。
再回东坡已是九十年代后期。馄饨馆里发生的故事，彻底倒了我的胃口。
过了铁道，瞥见村头的大柳树已成老柳树，枝条树叶不似以前茁壮茂密。老树旁边有三间平房，门头挂着牌匾，仔细辨认，上面写着东坡馄饨。房门油漆斑驳，牌匾褪色字迹模糊，看来馄饨店已开不少年头。推门进去，一个油字囊括所有。门帘油渍麻花、桌面油污连连、地面油迹斑斑，迎客的老头腻油满面。倒还热情，说，来啦，坐。我哪敢坐呀，坐下去再起身怕是能把凳子粘起来。站着，有话没话、东一句西一句聊着。盯盯老头脸盘，依稀辨认出是从前的治保主任，瞬间厌恶感从心底产生。少小离家中年回，模样变化大，他不会认出我。我认出“故人”模样，到嘴边的家乡口音，愣是憋了回去，我跟他说普通话，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是谁。去看墙上的馄饨价目表，一块五一碗，与以前相比，这是涨了十倍。按当下工资收入，物价水平，倒也合理。鬼使神差，我竟张口要了一碗馄饨，刚交上一块五毛钱，心中立马起了悔意，干吗要支持他的生意？待他端碗上桌，那悔意成为愤懑。他单手端碗，四个指头托底，大拇指有一节浸在汤里。他粗黑的大手，指甲缝里全是黑乎乎的泥灰。我狠狠地瞅瞅他端碗的手，又恶恶地看看他的脸。这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察觉出不对，把碗墩到桌上，迅速把两手背到身后，冲我讪讪地笑。或许，在东坡他大概是首次碰上眼光恶狠狠逼视他的陌生人。看得出来，馄饨馆现在只他一人，底气不足。恶人从来都是欺软怕硬，面对不知底细的人，向来不敢轻易造次。
只有两个男人的小馄饨馆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浑身刺挠的不和谐。见我瞪他，他低头避开我的目光，掏出烟盒，抽出一支烟哆哆嗦嗦递给我。我竖起右手食指，摇一摇，拒绝了。
打破尴尬气氛的是突然从外面闯入一个蓬头垢面看不出岁数的男人。来者眼睛直勾勾看人，掠过我和馄饨老板，目光最后聚焦在那碗馄饨上面。突然间，馄饨老板瞬间由阴返阳，他捞起地上的笤帚，一下子轮到来人的后背上，“啪------”声响很大。那人“嗷”的一声跳开，馄饨老板骂声直抵屋顶，我X恁妈杨菊霞，才推到了泔水桶，弄得到处都是垃圾，你现在又来捣乱，我X恁妈杨菊霞！
我的认知是，凡事先讲理，不能抬手就打张口就骂。馄饨老板又犯了我的忌。我制止了他下一步的操作，他以恶人告状的态势告诉我，他是个迷人（方言，指疯子）。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人，你就不能打他！我的强势再一次把馄饨老板逼到角落。疯子还盯着那碗馄饨，饥饿的眼神带着钩子，喉结蠕动，大口吞咽唾沫。我把馄饨推到他跟前，他看看我又转头瞅瞅馄饨老板，那混蛋递给疯子的眼神如困兽一样，隐忍中带着狂妄。我又把馄饨往前推一推，说，别管他，吃！接下来的一幕出乎我的意料，疯子竟然对着馄饨吐了一口唾沫，脸上瞬间露出得意的神情，然后手抓馄饨，大口吞咽起来。
从馄饨老板在角落不甘心地絮叨中，我了解了疯子的大概情况。他是杨菊霞的儿子，接近三十岁好不容易说上对象，订婚过完彩礼要登记的时候，女方失踪跑路了。丢了人失了财，他一时想不开，疯了。
馄饨老板见疯子舔净了饭碗，不再忍耐，跳将出来，用笤帚推搡疯子，说，吃完了，快滚、滚！临出门，对着疯子屁股狠踹一脚，滚，你等着，再来，看我弄死你！疯子向前一个趔趄，头不回地跑了。
在馄饨老板讨好地告别中，我也不回头地离开了馄饨馆。出门听到老柳树上有秋蝉在声嘶力竭，心说，你还能叫几天。
心中堵闷，失了兴致，不愿再进东坡村。路上问自己，如果没有离开东坡，长大后的我，能不能是秋生？会不会变成疯子？走过了双轨铁道，还是回头了。越过杂乱无章、高矮不一的草屋顶，一眼望见大黑山。那山跟童年时期的山不一样了。童年的山，一年三季树茂草旺，满山遍野浓绿披挂，尽显勃勃生机。到了冬季，白雪皑皑，一个纯净的童话世界。如今，成年的山，砍树放牧打石挖矿，剩下的绿植如斑秃，远远望去，瘌痢头了。
这还是我的村庄吗？不是我的村庄又是谁的村庄？
以后的日子，再也没回东坡村。五六百里的路程，坐车或开车去，说来不算遥远。可在心里合计合计，路途一下子拉长变远了，有了畏惧情绪，很难下决心回去了。心理上的距离，永远大于实际路程的距离。
闲暇时光喜欢唱歌听音乐，甚是喜欢那首《弯弯的月亮》。家里、歌厅喜欢听别人演唱，偶尔有兴趣自己也唱。每每唱起，眼里噙了泪水，酸楚充满了鼻腔……
作者简介：富周，本名周富，60后，年轻时曾从事过十多年的高温、高压、粉尘性“特殊工种”，享受国家政策，提前退休成为闲人。随年龄增长，越来越感觉热爱文学是一件美好迷人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