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曼（左二）、牟国庆（右三，本文作者）在白洋河源头小灵山村采访
爱不爱一个人，想不想一个人，以我的经验，不是嘴上说的，关键看你是否能够梦见他，而且这个梦要经常做，剧情还要有不断的演绎。
我这大半生中，经常做梦梦见的人中，有两位。一位是我已经过世三十多年的祖父，一位是已经过世十五年的我的老师——山曼先生。
我是家中长孙，从小跟祖父一铺炕长大，爷爷当过八路，是残废军人。小时候，家里有一张大的照片，爷爷背着匣子枪和另外一位军人合影，英俊勇武，让我崇拜极了。村里人都能说出几件爷爷的传奇故事，我希望自己也能像爷爷一样成为刚直不阿的英雄。爷爷从小亲我，给我买玩具，给我讲抗战故事，妈妈告诉我长大了要孝顺爷爷。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受文革冲击的爷爷被关进了小黑屋里，我在同学和乡人异样的眼神下上一个山坡，穿过学校的侧面，再下一个山坡，给被关押的爷爷送饭。八十年代末，我大学毕业不久，73岁的爷爷就因病去世了，我觉得没有尽到孝顺爷爷的责任。于是，每年都会有几次梦见爷爷，有时候爷爷在和别人下棋，有时候爷爷和家人在一起吃饭。做梦的时候，梦里也很疑惑，就像庄周梦蝶一样，爷爷不是去世了吗？怎么还这么真实呢？哦，爷爷没有走，爷爷和我们在一起呢！于是，整个晚上的梦境都是愉悦的。有时候也有在疑惑和质疑中惊醒了的时候，意识到我亲爱的爷爷是真的走了，我只有在梦里才能和他相见，叹一口气，擦一把泪，漫漫长夜再也无法安然。奇怪的是，这样的梦像连续剧一样，隔一段时间再做一个，竟然能和以前的梦境接上。
我和山曼先生是1984年大学读书期间相识的，到2007年他去世，我们相识了二十几个年头，与我记事后与祖父相处的时间差不多。山曼先生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他的身体很好，在上世纪末我俩徒步考察白洋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三十岁，山曼先生已经是快六十的人了，但是徒步的时候，他步履稳健，耐力远胜于我。而且先生性情豁达，我们都认为他会长命百岁的。没有想到，才过了十几年，他的身体就每况愈下，2007年3月，在他73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让我一时难以接受。于是，就有了每年N次梦见先生的情景。而梦中关于生或死的纠结，竟与祖父的梦境相似。而我，也总是或愉悦或悲伤地缠绵在自己的梦境之中。
山曼先生逝世的消息是烟台日报社同事孙为刚主任告诉我的，参加完山曼先生的葬礼，当我还沉浸在悲痛的海洋的时候，作为山曼文友的孙为刚先生和徐绍蕾女士分别在《烟台日报》和《烟台晚报》刊发了纪念山曼先生的文章。我未得先机，只好在我担任版主的《盛世收藏网》上刊发了纪念山曼先生的文章。没有在传统媒体上发声，是我多年的遗憾。
又到了一年中的清明节，这是纪念亲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写点东西纪念山曼先生，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初识山曼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有朝气的年代，也是大学生最有梦想和追求的时代。许多大学生做着文学家的梦，那个时候在烟台师范学院读书的我，也做着同样的梦。因为文学的梦我做的最为炽烈，学生会的干部便找到我，让我带头成立一个文学社，我与同道商量了一下，1985年夏，“山溪”文学社就算正式成立了，请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山曼老师担任我们文学社的顾问，山曼先生也是欣然答应了的。从此，与山曼先生的联系再也割舍不断。
当然认识山曼先生是早些时候的，模糊的记忆里是歌词作者曲波先生1984年夏天，从东营市文化局来烟台师范学院中文系进修，不知道怎么我们就成为了朋友，因为曲波这个时候已经发表了许多歌词，是我崇拜的对象。我们经常在校园的马路上、操场上或者学校周边徜徉，常常能够聊到半夜，他与山曼先生一起成为我们文学社的顾问。
有一次随曲波到他宿舍去，在宿舍中迎头遇到了一位个子略高，头发略秃的长者，曲波上前打招呼，并介绍说：“这位是山曼老师，《胶东文学》副主编，现在咱们中文系副主任。”当时能遇见这样一位文学高人，在我而言是十分激动的，但当时好像并没有太多的话，山曼先生似乎还用警惕的眼神打量我，像是一头老鹿打量未知的动物似的。
自此我便常常去中文系听先生的现代文学课，鲁迅、沈从文、老舍、萧红、萧军等等，他都讲的生动而有趣。
“山溪文学社”成立留影，前排中间为山曼先生
当然，真正让我们走到一起，还是《山溪》文学社成立以后，作为社长的我和作为秘书长的王梓莘，我们俩一起去叩开山曼先生家的门，邀请先生担任我们文学社的顾问。这个时候山曼先生已经迷上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我们想请他多讲一些散文和散文诗的写法，他却想给我们讲儿歌童谣什么的，最后，只好达成妥协，先给我们讲了一两次散文的写法之类的，后来便专门讲儿歌童谣之类的东西。寒假的时候，他指导我们文学社的同学一同回各自的老家搜集童谣，同学们还真搜集记录了不少，回来都交给了山曼先生，山曼先生后来出版了一本《山东民间童谣》，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文学社同学们的功劳。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了济南，他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大学同学、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李万鹏老师，从此，我也进入了山东省民间文艺和民俗学的圈子，而且跟着先生们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山曼先生的朋友圈
山曼先生在散文集的后记里谈到自己性格的时候，说自己遇到说得来的人能够滔滔不绝，与说不来的人在一起，一句话也不说。这话的确不假。遇到生人的时候，他往往会用审视的眼光打量对方，不苟言笑。但是，一旦遇到谈得来的老友或者想做事的文友，他往往会成为主角，大家都围绕在他的身边听他讲话。他能成为主角也是有原因的，一是他的知识面很宽，读的书多，经历的事情多，记忆力也超常的好，二是他对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下的功夫够深，好点子不少。1987年，山东省民俗学会成立，在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副会长。以后几乎每年都召开学术研讨会，会期往往两三天，白天的时候，多是他主持学术研讨会；晚上休息的时候，他所住的房间里也总是挤满了人，大都是就某一个民俗领域想展开调查却摸不着头绪的人，这可是找对了人！山曼先生只要静静地听一会儿，他就能帮助文友打开思路，找到开展调查和研究的办法。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所认识的山曼先生的朋友圈，绝大部分都是文学界和民俗学界的朋友，从他与这些朋友的相处的故事中，也能感受到他的人格和魅力。
山曼先生能够走上民间文艺和民俗学的领域，我想李万鹏先生应该是起关键作用的人。李先生长的瘦瘦的，个子也不高，当时就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民间文学。李、山二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山东大学的同学，而且又是黄县老乡，这份情谊自是不浅。李万鹏老师有个外号叫“赤脚大仙”，据说这名字的得来，有一个故事。李先生的妈妈在暑假的时候给上高中的儿子做了一双新鞋，当时高中在莱阳，从黄县到莱阳一百多里路，舍不得钱坐车，更不舍得穿妈妈做的新鞋子，李万鹏先生就打赤脚走到了莱阳，被同学们传为美谈，因此得了这样的雅号。
李万鹏先生大学期间喜欢新儿歌创作，他发表过一首新社会放猪的儿歌，每段的叠句开头是“啰啰啰，啰啰啰”，音节铿锵，内容充满生活气息。山曼先生能声情并茂、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每次背诵完了，他脸上都会露出骄傲的微笑，似乎在向朋友炫耀他有这么有才且可爱的同学！
山东民俗学会成立不久，李万鹏老师被推举为会长，山曼先生为副会长，叶涛为秘书长。叶涛是李老师的学生，与我年龄相仿佛，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会务组织工作及《民俗研究》编辑工作，多是叶涛兄负责。李、山两位曾经的老同学，现在联起手来共同培育山东民俗这棵大树。学会成立不久，几人就通力合作，出版了第一部民俗学专著——《山东民俗》，其中山曼先生所著文字最多。
因为山东民俗学会有李、山二位先生掌舵，两位先生专著学术，心无旁骛，一切以做事为第一原则，学会内风气正，学术氛围浓厚。因此山东民俗学会在全国学术团体中备受尊重。
山曼先生在散文《海市蜃楼见闻录》中曾经写道：“（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与忘年朋友小徐，去砣矶岛西端的磨石嘴村采风。”这里说的忘年朋友叫徐冰，当时在长岛工作，也是一位文学青年，后来调到烟台广播电台工作，又后来去北京到新华社总社学习。
徐冰在北京期间，我经常到山曼家里去，山曼先生也经常讲起这位叫徐冰的“忘年小友”如何陪同他采风等很多趣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及至徐冰从北京归来，我们一见面，就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原来，山曼先生在徐冰面前也没有少提我的名字。大概在他的心目中，我们都算是他的“忘年小友”吧？！
后来徐冰到新华社胶东记者站工作，因为都在烟台，我们的来往日渐密切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三人每年都要见好多次面，有时候请山曼先生吃饭，聊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记得有一次饭后坐在徐冰开的车上，走到迎祥路和环山路交叉口红绿灯的时候，徐冰兄不知怎么说起来，说将来的某个时候，我们三人合出一本书吧？！山曼先生马上提议说：有一种植物叫“三叶草”，每一根茎上有三片叶子，而且还有很好的寓意，我们出个作品集就叫“三叶集”吧，封面上可以印上三叶草的图画。说完，就像马上要出版时地高兴起来。言犹在耳，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啦，可惜，“三叶集”没有成为现实，山曼先生却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山曼先生是个浪漫的人，对自然界中的花花草草十分着迷。他曾经带我和夫人到野地里去认各种植物，十分地惬意，他还计划写一本《植物民俗》的书。
每到冬季将尽，春天渐近的时候，桃花和杏花往往最初送来春的消息，这个时候，徐冰兄就会给我和山曼先生打电话，邀请我们一起去市郊看桃花或杏花。踏上原野，山上的草还没有完全返青，桃树刚刚长出半片嫩绿的叶子，桃花就急不可待地绽放开来，山曼先生此时的心情就像绽放的桃花一样奔放，他总有说不完的话，在这一天的踏青过程中，他是充实而快乐的。
我和徐冰兄陪山曼先生看了好多年的桃花盛开的情景，直到2005年徐冰兄调到新华社青岛支社工作。
当然，山曼先生的朋友圈里还有好多人，我所熟悉的，比如福山王懿荣纪念馆馆长吕伟达，多次陪先生采风的叶涛，烟台的姜波、曲绍平，济南的张士闪，青岛的鲁汉，济宁新闻出版局的高建军，枣庄文联的山民，枣庄某乡镇基层干部田传江，杭州浙江出版社的罗俞君，温州博物馆的叶大兵等等，都是些志同道合的文友。
行者山曼
上小学的时候，是文革后期，几乎所有的小说都犯忌讳，不让读，其实农村也没书可读，不知什么时候家里多了一套《水浒传》，大约是作为反面教材来批判投降派宋江的吧！没事的时候就拿来读一遍，最喜欢的人物就是行者武松。除了武松武艺高强、行侠仗义以外，行者这个名字也很神秘，是他很能走吗？他走得过神行太保戴宗吗？
后来知道，“行者”是指帯发修行的佛教徒，行者武松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行者”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正在路上行走的人。而用后面这层意思来形容山曼先生，可以说是很恰当的。
山曼先生在书里曾经写道：“在采风的路上，在书桌前写作时，我是快乐的，不知疲倦的。”
我所熟悉的山曼先生，真的是非常喜欢采风和写作。可以说，行走在田野村镇采风，回到家里将采风的情况写成文字整理成书，几乎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
要看你和一个人是否投缘，最好的办法是与他一起旅行。白天一起行走，晚上住在一个房间，吃、住、行始终在一起，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和性格。我在与山曼先生一起采风的过程中，对于先生的了解又深了几层。
在济南工作期间，因为山东省民俗学会每年都会搞学术研讨会，而且每年都在不同的地区，所以我与山曼先生每年都有见面和交流的机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调到烟台工作，和山曼老师见面更加频繁起来，差不多每周都能见面数次，大部分情况都是我骑摩托车到山曼先生家里去。
坐在山曼先生的书房里什么都聊，聊文学、聊民俗，聊各地见闻。有一次，山曼先生跟我聊起在龙口时的见闻，在一个山坳里见到满天飞舞的鸟儿，十分罕见，当时不知道这些鸟儿叫什么名字，后来查资料得知这种鸟儿叫云雀，也是鲁迅先生文章中说过的“叫天子”，说着，拿出写的文稿给我看，当时山曼先生为这篇文章拟的题目是“云雀，云雀”，我看完文章后说：“我感觉云雀这个题目太普通了，没有感染力，不如就叫叫天子多有气势。”先生从善如流，还真的在发表时改成了“叫天子”的题目。很多时候，聊着聊着到了吃饭的时候，山曼夫人王老师总是留我在他们家里吃饭，我差不多是在先生家里蹭饭最多的人了。山曼夫妇与我也不见外，家里的液化气罐没有液化气了，有时候也是我骑摩托车去灌。
我非常喜欢和山曼先生一起采风，和他在一起行走，你的身心都很放松，他随和，好商量事情，另外，他学识渊博，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上世纪九十年代，山曼在所城里调查
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到所城里考察明清民居，从拴马桩到门枕石，他都能讲出许多学问来，我们还商讨着所城里修旧如旧的改造计划，虽然从来都没有人向我们讨教过。
1993年10月初，计划许久的烟台白洋河徒步考察活动正式开始了。起初考察人员只有山曼与我两个人，考察范围是从白洋河的源头小灵山村开始，一直步行走到白洋河烟台开发区入海口，目的是收集白洋河流域的民间故事和传说。采取的办法是分段考察。十月的秋天，正是天高云淡的季节，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我们俩都穿上满是口袋的摄影背心，背着相机和背包就出发了，先是坐公交车赶到栖霞县城，然后雇三轮车到达小灵山村，我们找到小灵山村的村民，经过数次访问，确定了白洋河发源地的山谷及其第一口井并且拍了照片，在村里采访了几位老农，收集到了《灵山金牛》和《小灵山宝地》的故事，一番奔波劳累，也算是正式开始徒步考察了。我们要用我们的双脚丈量白洋河流域的每一寸土地，心情愉悦而亢奋。加上出师首日就很顺遂。天近晌午，我们开始从小灵山村向下走去。白洋河此时只是一条时断时续的小河，河床两边湿润的环境，所生长的杂草也鲜嫩柔软，踩在脚下软软的，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满目青山绿水，景色十分诱人，心情也与这景色一样快乐明朗。
次日我们从栖霞县城出发，徒步考察庵里水库（现在叫长春湖）到松山一带，我们选择从山高路险的南岸考察。初出县城，还算顺畅，走了半头晌，见到几位农民在用招网捕捞鱼虾，一网捞起，鱼没有几条，河虾却是不少。我们买了二斤河虾，一路跋涉，中午时分，终于见到一个小山村，村里没有饭店，便在一处小卖部中，花钱请人煮了虾，下了两碗面条，这便是我们丰盛的午餐了。
下午的旅程相当的艰难，朦朦胧胧的山间小路时断时续，低矮的松树杂草阻挡着前进的脚步，不时冒出的水湾让我们一次又一次长途跋涉，总是在我们看到希望的时候给我们失望的打击，本来以为可以轻松走到下游堤坝，结果走了整整一天才到达，此时的我们已经疲惫不堪。山曼老师还好，虽然走的并不快，但是步履稳健，我往往要快走或者跑到他前面去，还没有歇过来，山曼先生已经赶了上来，我只能再次快跑几步，不然我是跟不上山曼先生步伐的，尽管他比我大了将近三十岁。快到松山镇的时候，我的脚已经磨起了两个水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山曼先生虽然也有些累，但是并不像我那么狼狈。
走了三四天，我们徒步走到福山高疃镇，行程过半的样子，也已经采集到了几十首民间故事需要回去整理，我们便乘车赶回烟台，准备过些日子继续采风。回烟台不几日，福山的吕伟达到山曼家里去，听我们说起采风的乐趣，他也要去走一天，行程正好就是高疃到门楼水库一段，我说了徒步水库流域的艰难，我问他：“你行吗？”他把声音扬的高高的，“我怎么不行?年轻的时候推小车，我能一口气推六百斤东西走好几里路呢！”自有一股英雄气概让人敬仰。
我们便乘车赶到高疃镇，从这里继续往下游徒步采风，这次，我们走的是门楼水库的北岸，因为所走之处基本没有路，加上一个又一个的水湾让人绝望，天近中午时分，吕伟达再也坚持不住，一个劲要返回公路乘车回去，任我们在后边怎么喊也不回头！这也成为踏游中的一个小故事。
总共七八天的徒步采风结束以后，我们整理出白洋河流域几十个传说故事，另外在《烟台日报》刊发了一组六篇《烟台的母亲河——白洋河踏游》的散文，一起共计16万字，由栖霞白洋河酒厂赞助，结集为《白洋河的传说》一书，算是这次徒步采风结出的果实。
最令人难忘的是陪先生对于黄河下游的一段采风过程。山曼先生先到达了东平县城，我有事情过了一两日赶到东平县城与先生会合。然后，我们一起乘车赶到东平湖南岸，九十年代的东平湖一带还比较落后，我们住在一晚只要两元钱的土炕上，大约是跳蚤之类的东西太多，本来还算泼辣的我被咬的一晚上也没有睡好，山曼先生倒下不久就打起了均匀的鼾声。哪几天，白天到湖上船上找渔民采访，晚上请老渔民唱摇橹号子，山曼先生总是处在兴奋状态之中，随身带的采访本也被他密密麻麻记了几十页。
随后我们赶到河南兰考东坝头一带采访，遇到宰人的三轮车和落日下满树的乌鸦；在开封朱仙镇，我们共同寻访传统年画的印记。孟津、郑州……这都不算什么，随后在洛阳的情景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赶到洛阳的时候已近中午，我们找到一处旅馆住下，吃完午饭后，按照常规我们都要午休一下再工作。
可是刚刚躺下十几分钟，山曼先生便爬起来说：“国庆，我查了一下资料，书上说这里有个地方出一种民间玩具，非常特别，我去看看，傍晚肯定能回来。”已经十分疲惫的我随口答应一声，便听到先生下楼的声音渐渐远去。
我午休起来后便忙我的事情，傍晚回到宾馆等山曼先生，可是等到天黑也没有回来，我饿的肚子咕咕直叫，却不敢出去吃饭，怕他回来找不到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之类的通讯工具，心里还十分担心他的安全，毕竟人生地不熟的，一个人到乡下去，遇到歹人怎么办？一面又埋怨自己，如果克服疲劳跟他一起去就好了。胡思乱想了好一会儿，大约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我听见门口有脚步声，知道山曼先生回来了。开门一看，果然。山曼先生身后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裹，头上冒着热气，把包裹卸下来，兴奋地给我描述开下乡采风的经过。
原来，先生只是在资料上了解到洛龙区李楼镇有一种白底的泥娃娃，下午他想乘车去，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就步行十几里路赶去，到了镇上一打听，说是以前有用模子磕的，现在早就没有人做了，在离此地十几里路的凉洛寨村，还有人在做。他就步行赶到凉洛寨村，果然找到了几户还在捏泥娃娃的民间艺人，从艺人口中得知，他们做的这些玩具的底色都是白色的，造型基本上都是娃娃，其起因就是拴娃娃，用作娘娘庙里求子许愿还愿的供品。这些娃娃个个眉清目秀，胸前挂着长命锁，用红色黄色绿色线条轻松挥洒，在白底的衬托下，十分好看。山曼先生一边说着，一边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又一个造型不同的泥娃娃向我展示，脸上满是幸福的笑。
山曼的传说轶事
在写这段章节的时候，我是心有顾虑的，因为这些故事往往不够高大上，还有可能拉低先生的形象。但是，俗话说：“人无外号不发家”，对于艺术家和学者而言，没有故事流传不广，如苏东坡、齐白石等人。山曼先生也有许多趣闻轶事，有些为我所亲历，有些像“哥”一样，只是传说。
第一件事是关于山曼先生名字的故事，流传甚广，山曼老师本名单（shan）丕（pi）艮（gen），从姓氏到名字，都是不太常见的字，因此，被人误读也是十分可能的。我所听到的是体检护士读错了名字的尴尬故事，山曼老师的同事孙桂廷老师所讲的，可能更加接近事实真像。说是文革后期，山曼先生在黄县干宣传组副组长，他们搞了个下丁家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材料要在省里汇报发言，主席台上摆着发言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山曼先生，当然是用毛笔竖着写的本名“单丕艮”三字，“丕”字去掉横画是个“不”字，“丕”字最下端的横与“艮”字合在一起，很容易读成“良”字，工作人员就拿起麦克风高声喊道：“请单（dan）不良同志到主席台就坐”，山曼先生虽然有些尴尬，但知道喊的是自己，当时的场合也不好纠正，就默默到主席台上就坐。等他发言完了，一位新华社的记者就找到他说：“单（dan）不良同志，我下个月到黄县找您，咱们一起去下丁家考察采访好吗？”山曼先生未做纠正，表示了欢迎的态度。过了些日子，这位记者还真的到黄县宣传组找“单（dan）不良”，已经知道这个段子的同事就把他领到了山曼先生的办公室里。这就是这个名字被人误读故事的最初版本。
后面的几件趣事都是我亲历的。
第一次徒步白洋河考察的时候，时在1993年10月2日，我们先到了离县城十几里路的小灵山采风，然后一路顺河而下，将近中午，我们来到一个路边饭店，点了两碗面条，一盘炒花生米，准备吃完赶路。大约我们的行头有些异样，这时候从邻座过来一个喝的醉醺醺黑粗魁梧的汉子，两眼直视山曼先生，冷不丁开口问道：“朋友，咱是那条道上的？”山曼先生从容应答道：“无非白道黑道呗！”“白道怎么讲，黑道怎么讲？”黑汉子厉声追问。山曼也板着脸说：“白道是白洋河，黑道是老母猪！”说完我们哈哈大笑。黑粗汉子看了我们两眼，不知所措地退了下去，邻座发出一片哄笑声。
2002年左右，我们已经搬到了烟台日报社的新大楼六楼办公，济宁新闻出版局的高建军兄来烟台，山曼先生带他到海边转转，约好了中午一起吃饭，半头晌的时候，突然接到高建军的电话，电话那头声音急促，说山曼与人发生了冲突，让我赶快过去。我马上骑摩托车赶到烟台山医院附近的某摊位，摊主正声嘶力竭地向山曼老师吼着。原来，山曼先生要在这个摊位买个富士彩色胶卷，要求摊主保真，摊主答应了。山东画报的记者曾经告诉过山曼先生，富士胶卷拆开那个绿色的纸盒以后，看看纸盒封口处，如果有三处点状的粘口，就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山曼先生拆开包装纸盒以后，发现不是三处，认定是假的，因此发生冲突。当我赶到的时候，一边是摊主状若斗鸡的跳着、吼着，一边是山曼先生坐在地上，口中喃喃地分辨着，无论摊主怎么威胁跳骂，山曼先生坚持说是假的，很快就要发生肢体冲突的样子。此时，我注意到他已经十分疲惫，嘴角有白沫溢出，或是糖尿病的反应，心中一股怜惜之情油然而生。我拿出记者证，很快为山曼老师解了围。
2000年3月21日，我与山曼先生一起去济南出差，先后拜访了叶涛、叶涛夫人刘瑞林、李万鹏、潘鲁生、张士闪、俞艳庭等人，25日早上，山东艺术学院的张士闪陪我们吃早餐。吃饭间，也在聊着读书和写作的事情，山曼先生突然说道：“假如有一个漂亮可人的女人，一房间好书摆在我面前让我选择，你们猜我会选什么？”没有等我们回答，他坚定地说：“肯定选这一房间好书了，书太好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没有文化的活着和死亡，当然选择死亡了。假如我老了，老到不能走路、不能看书、不能写作的时候，如果你们听到我自杀的消息，千万不要吃惊！”
这当然是玩笑话，我们也当成玩笑话来打趣道：“您不在了我们可以写你赚钱呢！来来来，先拍个照片，合个影，证明是真的！”
没有想到，一语成谶，几年的光景，山曼先生真的走了，虽然不是自杀的，但是，最后几年，他得了糖尿病，又有多种并发症，经常要到医院里去进行血液透析，非常痛苦，去医院探望他的时候，有时他还爬在病房的床上写作，可采风已经无望，心已死，生命之花便不再珍贵，所以，凋零也是必然的。
2007年正月，我去看望山曼先生，先生胸部安装了一个进口的心脏起搏器，像手表一样突起的东西，先生送我一册刚刚出版的、散发着油墨香的《山曼散文》，很费劲地写下“国庆存，丁亥年新春，山曼”十个字，我说：“山老师，盖个章吧！”，他说：“你自己盖吧，我没有力气了。”我寻了印章盖上，心中无限惆怅。这几年，山曼先生像一个充满活力的气球，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子，气在一点点的泄去，身上的力气被一丝丝地抽走，终于在3月27日的时候，灯枯油尽，撒手人寰。
认识山曼先生不久，我就模仿萧红写的纪念鲁迅先生文字的风格，想写一个中篇篇幅的《山曼印象记》，写了一点就搁笔了，迟迟未能完成，成为我的遗憾。
行文至此，突然想到了为什么我这么多地梦见爷爷和山曼先生，原来，这二人对我的人生成长都有很大的影响。爷爷正直的性格和行为影响着我，让我一生少走弯路；山曼先生淡泊名利、专心做事的风格也深深地影响着我，让我能够远离纷扰，渐入真实之境。
先生从一位作家华丽转身为一位民俗学者，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就出版了《山东民俗》、《齐鲁之邦的民俗与旅游》、《山东民间童谣》（很多册）、《八仙信仰》、《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记》、《驿路万里——钟敬文》、《山曼散文》，还主编了《百岁童谣》系列和《中国民间童谣》系列等等。先生这十几年做的事情，是包括我在内许多人一辈子也做不到的。
有个国外的谚语说的好：人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是否长寿，关键看你记住了多少事情。我想补充一句，人生命的价值不在你是否长寿，关键是看你做了多少事情，有多少人还深深的记着你。我想，山曼先生做到了。
有一首《听闻远方有你》的歌写的真好，曾让我流泪。“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如果真的有天堂，山曼先生采风走过的路，足以到达天堂的高度；如果真的有天堂，我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能在天堂的某地与山曼先生相逢相拥，相视一笑！
作者简介：牟国庆，曾任《华夏酒报》记者，记者部主任；《烟台日报》要闻部编辑，时事新闻部主任，艺术部主任，艺术专刊主编，《今晨6点》副总编辑，新闻研究室主任等。
烟台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烟台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烟台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烟台金石博物馆馆长；原烟台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原山东省民俗学会理事等。
本文原发表于烟台日报和烟台晚报，文章刊发以后，反响很大，很多朋友和读者给作者牟国庆先生或留言或打电话表达自己的读后感想，摘抄部分如下：
四月三日上午，刚刚读完晩报上文章的原“烟台日报社”专刊部主任宋世民先生打来电话，代表山曼的老朋友们对作者表示感谢！“这篇文章写的太好了，太感人了，许多人打电话问我牟国庆是谁？怎么和山曼这么熟悉？写出了许多人想说的话！”
鲁东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孙秀杰读完文章后写道：“今天忙了一天研究生复试，手机上交。一天下来疲惫不堪，拿到手机便看到牟兄的这篇鸿文，在楼下的车里一口气看完，正如宪文所说，真挚感人！情动于衷则自然流露，行文如水银泻地一气呵成，语言质朴自然却饱含真情。记得去年某日牟兄谈起梦见山曼老师，一说辙眼眶湿润，当时就被触动了，世间万事，真挚为第一动人。无论是做老师还是做学生，山曼先生和牟兄都给我们树立了楷模。”
山曼先生的烟师中文系八二级学生彭守业写道：“牟国庆写的追思山曼先生的文章很感人，我认真读了两遍。从“我是1984年大学读书期间和山曼先生相识的”“ 1985年夏，山溪文学社正式成立”这两段看，牟国庆应该是八四级的，我是八二级的，与他同在烟师中文系一年。当时烟师中文系很小，共六个班，但我不认识他。不过，他与山曼先生在1993年徒步考察白洋河这件事我知道，他们写的文章刊登在《烟台日报》上，文笔很优美，我每期都看，至今印象深刻。”
清明节之际，愿以以上文字表达对山曼先生的追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