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磊的采访太不好写了。
不好写的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无愧于心的人道主义者。他半辈子的人生，都在与这个世界的丑陋、不公和落后对抗。
在四个小时的对谈中，高磊对我知无不言，他将这次采访视为“一份全面的人生介绍，我若有意外，也可算作遗言。“
很遗憾，种种原因，我无法对我们的读者知无不言。
希望在有限的信息里，你依然可以感受到高磊的一颗炽烈的赤子之心。
高磊，自由摄影师，“摄影黄埔”创始人。
- 撒哈拉游牧者 -
对话Interview
主持人（G）_Geethan
访谈嘉宾（L）_高磊
- 01 -
“我继承了母亲的基因。”
G：高老师好。很高兴您接受无忌的采访。您成长于一个怎样的家庭？
L：我1965年出生于常州。我的父亲曾是飞行员，后来因为一次跳伞事故摔成重伤，从部队转业到了常州冶金机电修造厂，从一个小干部开始做起。我的母亲也在这家工厂，当时还是厂篮球队的队员。六十年代末，父亲被抽调到常州市市委做宣传工作，母亲一直本本分分在工厂上班。
父亲是个性子懦弱的人，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一直就是一个想往上爬的小官僚，人生中大部分的精力都是跟着大领导开会、写文章，很少顾家。我母亲一个人承担了家庭的重担，还要面对我不好相处的奶奶，所以她的个性非常刚强。我的外婆、母亲都是常州本地人，是江南人的性格，宁折不弯，表面看起来很柔弱，实际上有一股韧劲。
G：您的个性里，受母亲的影响更大一些。
L：我还有一个妹妹，她继承了父亲性格的基因，而我正好相反，继承了母亲的基因，遇到事情我不会服输，我就死扛，扛不住也要扛，我和母亲的感情也非常深。
母亲当年确诊了细胞纤维癌，大夫说需要截肢，将脚截下。母亲选择了保守疗法，没有截肢。
2012年冬天，母亲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好久不见了，回来一趟吧。她不说是什么原因，但我心里是很清楚的，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从北京赶回常州，发现她走路的样子不太顺畅。她穿了一条很肥大的棉裤，说没什么事，就是想见见我。
- 撒哈拉游牧者 -
第二天晚上，我发现她一个人在阳台上做着什么事情。我过去一看，发现她的一条腿已经肿得非常厉害。因为不想让脓血流出来，她甚至用塑料袋将腿包起来。在阳台上，她就是在偷偷倒掉脓血。母亲到了这样的状态，父亲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我对父亲说，你枉为人夫。
后来我把母亲送到医院，大夫说要膝盖以上立刻截肢。我去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她只说了两句话：“你说截，就截吧。我这个脚，连个灰指甲都没有。“再没有说其他。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北京的一切我都可以扔掉，必须回到常州。我在病床边陪着她，帮她处理大小便、擦洗身子。她觉得难为情，我说我是你的儿子，你跟我没有这些问题。两个月后，母亲走了。之后两三年，父亲因前列腺癌也去世了。父亲临走的时候对我说，这辈子对不起我。我说，老人家，道歉的话不必再说，我们是不同的人。
父亲特别喜欢我的妹妹，小时候家里所有的教育资源都给到了她，我属于是放养的状态。妹妹被家里人送去学音乐，后来一直考到中央音乐学院。
我小时候，6岁开始被送去学杂技，那种痛苦只有学过杂技的人才知道。练习舞狮，要踩梅花桩，铁杆子支起来离地有2米高，练习的时候一不小心，腿上就要被刮掉一层皮。我那时的身高都不到1米5。我现在平衡能力特别好，后空翻、舞枪弄棒都会，都是从那时练出来的。
到了中学时期，我在学校里打架很厉害，个子不高，但高年级同学见我如“鬼见愁”。初三时，当时苏州体院的一个教授姓袁，他原先是傅作义的卫队长，后来在苏州体院负责培养武警教官。他有一天看见我在晨跑，觉得“这小子挺灵的”，就收了我当徒弟，当时他还有另一个徒弟姓杨，是后来广东武警部队的总教练。
袁老师将徒手格斗的技术全部教给了我们两个。长刀教给杨，短刀教给我。他说你们两个不能同时学会两样，会出事。后来全国的第一届散打比赛在连云港开幕，那年的冠军是杨，亚军是我。
- 撒哈拉游牧者 -
G：这么能打，父母当时对您是什么态度？
L：我母亲训我，我一句话都不说，虚心接受，坚决不改（笑）。后来真正影响我的是我舅舅。他是常州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他跟我说，男人不仅要会打，还要有本事，否则就是草包。这句话把我激发了。我开始发奋读书，结果还真考上了大学。但当时家里的钱都给了妹妹，父亲开始愁眉苦脸，他没钱供我上大学。
后来突然有一天，有一个陌生人来到我家，跟我父亲在另外一个房间，把门一关在说些什么，我就在外面偷听。这个陌生人说，我可以跟他走，不用我家出一分钱，内裤、袜子、牙膏牙刷，所有的生活用品他们都管了，每个月还会给我们6块钱。父亲出来对我说，他是大学招生的，我都不知道是哪个大学。
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去的是部队，教我们英文的都是退役的驻外武官。
学校磨练了我的整个性格。我不再独来独往，知道身边有战友，有事情大家可以互相照顾。有啥事就一个人扛，要让兄弟们都好好的，你这样帮我，我也这样帮你。我做到了区队长，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扛下来，我一个人就背了四个处分。
学校有严格的规定，学生毕业以后禁止任何形式的私下联系。毕业时，同学四年，大家毕竟是有感情的，于是刺破手指，一碗血酒一大碗，每人喝一口，立下一个誓言，六个字，“苟富贵，勿相忘。”
- 02 -
“我手上有的，只有真诚。”
G：后来您的人生轨迹，大家所熟知的经历就是参与三峡工程了。这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L：转业后我不服从分配，只好自谋职业。我想我会英语，就去应聘了一家做散装物料包装的公司，他们和台湾人做生意。其实和台湾人做生意根本用不着我，台湾人汉语讲得非常好。但为了显示公司的实力，就让我拎包上去和他们谈。没想到，台湾的公司看上了我，并给我开出了300美金的月工资。当时我的工资是220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1:12。我想这是巨款，还有什么话说？
我拿了两个月300美元的月薪，到第六个月的月薪已经到了1750美元。
- 法国的日子 -
G：在九十年代初，这样的收入太惊人了。这家台湾的公司是做什么业务的？
L：做海洋运输。台湾建立高速公路需要水泥，而最便宜、质量又好的水泥在大陆，可是无法直航，只能通过香港转口，还需要专门的散装水泥船。通常我们只能将运到香港码头的水泥倒出来，转到另一艘船上去。这个过程对水泥的损耗、对港口的污染都很大，必须有专门的码头。运输工具只要运过水泥，其他什么玉米、面粉、大豆都运不了了，水泥的运输成本就高在这里。
我当时提出，可以在现有的集装箱外面加上国际海运的框架，有了这个框架，就可以上国际标准的集装箱班轮，不需要专门的码头。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专门打网约车，我可以坐公交了，这样成本不就低了么？
在集装箱内部，我提议用散装的容器，不用袋装。这样容器密封，下雨下冰雹都没关系，不会造成污染。
这个方案大家都认为很简单，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水泥和其他所有的粉状物相比，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特征：随着运输过程的震荡，它会越来越密实，密度仅次于石头。运到了目的地，首先需要将水泥蓬松，才可能卸载。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然后我就重返学校，学习了流体力学。
- 法国的日子 -
G：从实际出发。从学习的角度说，属于经典的逆向思维。
L：我后来发现，当你要解决某个问题却解决不了时，当你已经非常明确自己缺的是什么时，学东西的速度会非常快。如果要把坚硬的水泥拿出来，你要重新把它变成粉状——这个方法是我提出来的。变得密实是因为震动，变回粉状也必须要震动。水泥的特性是，只要一小块地方产生震动，就会大面积地打散。我发明了流化法，解决了问题。
这个专利后来在三峡工程得到了运用，三峡工程对外交通放弃了铁路方案，改为高速公路方案实现——道路的转弯半径、横纵向坡的设计、桥涵的加固，都重新经过了计算。这项专利现在用的最多的是联合国救援物资的运输，其次是美国往墨西哥运送的玉米和大豆。
G：三峡的这段创业经历，聊聊里面的故事吧。
L：我是唯一一个和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直接签约的个体户。当时去参加招投标，我的竞争对象都是大型的国家机构。当时的投标保证金是两个亿，是入场的资格。我根本不知道两个亿后面有多少个0，那个年代万元户在路上都能横着走，这对我是个天文数字。
竞争对手跟我谈，希望拿着我的专利去投标，给我一些钱就可以了。我没答应，我说常州人的性格硬，就是在这里。当时很多大型企业、集团公司都来找我，要用我的专利打开他们的市场。但我只选择了常州的一家乡镇企业。
G：为什么？
L：小时候，父母因为时局原因被抓走，是这个村的人们收留了我，没让我饿过一天肚子。我要报恩。我没想到的是，这家乡镇企业动用了所有的公司资产，一切的关系，从常州各个银行贷款，生生贷出了两个亿，直接打到了我的私人银行卡上。我拿着卡的手直发抖。
- 法国的日子 -
人的内心深处有几个要素，一是尊严，二是公平和诚实。如果一个人是毫无尊严的，又不诚实，总想邪门歪道，我就不想与他们为伍。这次招投标，我赢了，我手上没有权势，有的只有真诚。
G：还有过硬的技术。这份经历给您带来了不菲的收入，同时还给您带来了什么？
L：在工程签约时，标书上是不含税收的。七年后，我被通知要补交所有曾被聘员工与工人的个人所得税。我有两条路选，一是负责把手下的工人全都组织起来去税务局坐登记，让他们补交税款；二是作为法人，自己负责补交这笔费用，以及不知道多少的罚款。
当年我去宜昌考察，看到马路上都是40多岁的妇女帮人擦皮鞋，一毛钱一双，看过之后你会掉下眼泪，她们是葛洲坝工程局下岗的女工。我保证给她们的孩子带来就业，让她们的孩子们去学习驾驶集装箱卡车，一个月可以拿到8000块钱，可以娶妻生子，可以买房子。这些社会上的精干小伙有了工作，当地的犯罪率急速降低。
我用在三峡积累下来的全部不动产与现金，补缴了税款和罚款。
2005年我回国时，已是一贫如洗。当时我的车还是宜昌的牌照，我去当地办理车辆的转户。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明明是红灯，警察把两边的车拦下，叫我的车先过去。他说，高老板的车，先走。
我到了车管所办手续，大家都在排队，我排在了队尾，警察过来收我们的材料。后来没过多久，工作人员说，高老板的车办手续，你们让一让行不行？所有人都说没问题。
我想，我值了。社会最普通的这些人，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善良。
- 法国的日子 -
- 03 -
“爱人，是很难的。”
G：2000年，您在35岁的时候选择去法国留学，从此打开了人生的另一页。这一阶段，我理解为您开始追求实现更高的、精神层面的人生价值。
L：对。当时在国内，第一个教我学摄影的是长江三峡工程报的一名记者。我发现，他给我讲出来的道理，完全不对。比如，他认为新闻摄影就是宣传摄影。我觉得不对，但当时又不知如何反驳他。那时候我接收到的信息会带有一个滤网，总感觉哪里不对，我需要自己去寻找资料和答案。
我想了解、接触艺术。当时想过绘画，但绘画的技巧训练需要从小培养，摄影是比较容易入门的。但是后来才知道，就像郭德纲说的，门外没有山，打开门发现一座山。
在当时的国内，我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所以我要出国去寻找。
- 法国的日子 -
G：您本身是做工程、技术、管理的，为什么要去学习摄影？
L：第一，人总要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果用文字，非常危险。第二，用文字还需要翻译，影像就不用，它没有语言之间的隔阂，和音乐、雕塑是一样的，可以跨越种族和语种，直接交流。
G：如今您怎么理解“纪实摄影”、“宣传摄影”、“新闻摄影”？
L：第一，我认为“documentary"不应翻译为“纪实“，而应是“文献”。摄影到底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个问题在西方早已不再争论，摄影就是主观的。而“纪实”这个词，在汉语的语境里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报告文学，好像反映的是客观现实。
第二，新闻摄影和宣传摄影的区别。新闻摄影要解决的问题是让社会来关注人，人是关注的核心。新闻摄影是用一个事实，引发对更多更大的事实背景的思考。宣传摄影的聚焦点不是人，而是过程，人只是作为工具而存在。宣传摄影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新闻摄影的受益者是你拍摄的对象，宣传摄影的受益者是拍摄这张照片的人或机构。
我认为，摄影是要在照片里看到摄影师对人的关怀，看到你的悲悯之心。喊口号很容易，但爱人是很难的，你要理解他，你要怜悯他，他给你委屈，你要受着，你要花时间。
- 法国的日子 -
G：学会分辨非常重要。
L：现在的很多宣传摄影，变得很高明了，他们学会了怎样用光、怎样渲染气氛，然后告诉你这是真实发生的，这是“纪实”。
我学过情报分类学，如何判断一个消息是真是假？至少需要找到三个不同的、没有任何联系的消息源，它们描述了同样的事情。看它们描述的东西是否一致，你就可以分辨手上的消息是真是假。全世界分辨真假情报都用这个方法。
中国的摄影师的作品，包括中国的摄影师，在国际舞台上是被人看不起的，没有尊严的。如果一定要为大家搞点尊严，因此去搞了一个在中国人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奖：荷兰新闻摄影比赛。那挪威的、瑞典的、芬兰的、法国的、比利时的，为什么都不提？
真正搞摄影的人都知道，世界新闻摄影的最高奖就是普利策，不是北欧一个小地方的奖。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是一个中国非常伟大的摄影师，他曾经拿过上海市闵行区街道的摄影一等奖。“太荒诞了，不是吗？这样的摄影师，在海外能获得别人尊重吗？
同时，这些摄影师已经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自己本身没有观点。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一看，中国所有的大学里，有几个课程是绝对不教的。第一，逻辑学。不教逻辑学，你怎么思辨？第二，宗教学、神学。这两样不教，你知道什么是文化？你不知道法律之上还有自然法，人类怎么从神授权利走向人授权利？
在摄影黄埔学习的很多同学，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现在终于有人开始觉醒了，这是我最大的欣慰。
- 法国的日子 -
G：您从2019年开始做摄影黄埔，您会向他们传授一些您的理念吗？
L：不，我先花了两年的时间，跟他们讲构图。
其实中国人的基因里已经会构图了。民国时有一个课本叫《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是用来教刚上学的儿童认字的。书里讲一个繁体字，会在旁边配一个小图，说明这个字的象形是怎样转换的。我们的汉字里，包含了世界上能够有的所有的构图形式。
当年国内的摄影师因为一个“开放式构图”牛得不行，专门拿来说事，但你看“运“这个字，不就是开放式构图吗？汉字的结构很平衡，而且变化多端，作为中国人，我们绝不妄自菲薄。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夜郎自大。欧洲人什么东西比我们好？透视。透视包括几何透视、空气透视、光学透视、色彩和色彩之间的透视、用景深控制的透视等等。
讲完构图，再讲所谓的“质感”。质感这个词是用在雕塑上的，要感觉到分量、温度，不仅仅是眼睛看到的东西。在摄影里，质感应被称为“肌理“。
当使用数字技术创作作品时，必须要区分质感和肌理。质感是“material“是材质；肌理是”texture“，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
G：摄影黄埔的课程是由谁设计的？
L：273项课程，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别的老师真帮不了我。
第一部分，古典传统，比如传统的暗房技巧，27种，没有一个老师能系统地讲下来。真正的高手，是那些摄影爱好者。他们把国外杂志的信息碎片一点点搜集起来，自己建暗房摸索，做得非常好。
这些东西我们国内的科班院校没有，这就导致国内的摄影师在视觉修养的上缺了课。他们的审美不是来自摄影，而是来自街头的海报和电影。所以他们调色按电影来、按商业海报来，就走偏了，这不是摄影。
第二部分，从新闻摄影开始，一直到文献摄影、观念摄影、当代艺术摄影，这四个阶段在中国是彻底混乱的。
- 法国的日子 -
G：做摄影黄埔，您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L：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但不能自由说话。我想让他们用摄影的方式学会说话。中国不乏有思想的人，可他们不会外语。他们可以拿出作品，在国际上获得认可，获得尊严。
G：回溯到2006年，您最早在国内引进休斯顿摄影节，做专家见面会，是否也是这样的初衷？
L：当时我发现，从海外到国内的信息，有两个特点：一是滞后，二是被歪曲。那时真正让海外认识中国的不是摄影师，而是把摄影作为工具来创作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职业艺术家知道自己要什么，自己缺什么，而那些摄影师不知道，是你给我什么，我拿什么，相当于自由市场和计划经济之分。
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要做影像专家见面会，让大家和海外有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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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复制是一个作品，一种工艺，是对材料负责。”
G：2009-2019这段时间，网上很少有您的新闻，这十年我看到您更多在国外做一些策展。另外，您也和爱普生、惠普、爱色丽等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L：对。回国以后，全国第一个用打印机打印收藏级照片的人，是我。2001年，那时候爱普生的打印机才出到9600，做不了纯正黑白照片。我在当时就已经和朋友一起写出了程序，可以把彩色叠合出黑版，而且不是数学黑版，是视觉黑版，并且不会产生同轴异谱的现象。
爱普生的老板当时飞到常州，要新出一台机器（9800），增加不同亮度的灰色墨水，实现纯正黑白输出，增加画面影调，这就是后来爱普生的艺术微喷技术。
我会给一些藏家提供关于摄影作品收藏方面的意见。同时我也做艺术品的复制。
- 巴以印象 -
G：艺术品复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L：很早，在去巴黎的时候就开始了，我和巴黎摄影学院的院长一起做。行业内很多规范是我参与制定的，比如大英博物馆的原作数字化工作，不再使用扫描的方法，而用拍摄。他们的工作人员是我培训的。
国内现在很多古画名家原作的数字影像档案，都在我这里。
中国第一个做数字底片的人，是我。中国摄影师还在用传统手法在暗房里印作品，虽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和海外比起来，落后了一个时代。我们的放大机，1.5米平方，到头了，没有那么大的纸。再往大印，机头要升多高？轨道要拉多长？灯泡要多大功率？灯头会烧化的，这就是工艺上的局限性。
- 巴以印象 -
G：艺术品复制这一行，感觉门槛很高。
L：艺术品复制是一个作品，一种工艺，是对材料负责。比如宣纸，分很多种，曲磊磊用的蝉翼宣是自己定制的，宣纸里面还加了云母片，薄得一塌糊涂，拿出来几乎是透明的。怎么弄？也要先去把宣纸做出来以后，再做之后的布置。再比如毛栗子的油画，白的画布，是用钛白粉调制出来，啪地丢上去，连他的刮刀都粘在上面。这不是印刷考虑的事，复制与印刷是两个不同的行业。印刷是用一种工艺表现不同作品，复制是不同工艺适合不同作品。
- 巴以印象 -
我本意是想把技术教出去的。2002年开始，我把数字输出的方式带回国内，无偿地告诉大家。有些人不想学，我把他抓过来，我让他在我家里住着，我天天给他做饭吃，教他学。
但从2007年开始，我就不再做了。一个原因是我发现白眼狼太多，另一个原因是我在拍卖行里看到有张作品是我亲手做的复制品，我就知道不能再做了，再做下去，会有※※烦。
直到2012年，北京的收藏家张锐希望我继续做艺术品复制。现在疫情的情况之下，这部分工作我们基本全停，主要把精力放在教学上。另一方面，我年纪大了，视力也不行了，主要交给孩子们去做。
- 巴以印象 -
G：做艺术品复制，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L：第一个意义，能够收藏艺术品真迹的人非常少，而且这些藏家会把艺术品藏起来，作品露面的机会非常少，它的传播就受到了影响。你说我看书，看别的，当然可以，但和真真正正的原作比，还是差了很多。
央美的几个老教授曾对我说，最早看到的徐悲鸿作品都是在杂志上。当他们亲眼见到徐悲鸿的素描，表示如果一早就能看到原作，今天自己绝对不是这个水平。人们需要看见在外观上无限接近原作的东西。
- 巴以印象 -
第二个意义，我们有很多流失在海外的作品，比如《女史箴图》，现在在大英博物馆，回不来了。我们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女史箴图值钱在什么地方？是它的宣纸吗？它的墨吗？不是，是它的笔法、手法，这个是它真正的文化内核。
想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原作，但我需要原作高清的图像，能够复制出材料，把作品原貌呈现在无限接近的材料上，色彩管理只是其中最基本的环节。一旦复制到一模一样，让你根本无法辨别，在学术研究、文化传承方面，你也就不需要原作了。
艺术品不再以它实物的个体回来，而是以它内在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变成了数字的符号回来。通过数字符号，你可以随时让它呈现出历史的原貌。
- 巴以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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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就是一个灵魂驾驶一辆车。”
G：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写您的文章聊的都是加沙那三个月的战地拍摄经历，百度百科上，这段经历也是对您少有的几句介绍之一。
L：因为它吸引眼球。我现在其实不太愿意谈这个事情，因为我看到过很多喊自己是战地摄影师的，就是个混混而已。
G：这段经历在《鲁豫有约》里已经留下了更生动而详尽的资料，本文就不再多问了。我只想知道，您从这段经历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L：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我们很难接触到的人：正统犹太※※。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平时绝不会跟你多说一句话，就连对他们自己犹太人都不理。他们不用服兵役，不需要交税，是国家完全养起来的神职人员。
- 巴以印象 -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和一名正统犹太※※交流。我跟他讲英语，他也和我讲英语。他问我哪里来，我说中国，他马上切换频道跟我讲中文，这点已经让我十分惊讶。
因为我对西方宗教史比较了解，我和他聊得很投机，最后他竟然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像这样高阶的神职人员，家里却是家徒四壁，甚至能看到墙上没有刮过大白，生活非常清贫。
当时我问了他一句话，什么是生命？他的回答影响了我一生。他说生命就是一个灵魂驾驶一辆车。就这一句话，我全明白了。这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
- 巴以印象 -
G：我听过您在喜马拉雅的《摄影江湖》节目，您很敬重吕楠的为人。2007年，他在雨中给您送山竹的画面，也打动了我。
L：下着大雨，他戴着眼镜，眼睛上蒙蒙的，路都看不清。他很真诚，不卑不亢，是用心在跟你交流。他是我一辈子的朋友。
他对国内混摄影圈的所谓大腕们看不上眼的，我理解他。在一个时代，吕楠代表了中国摄影师的先锋精神。西方人看吕楠的作品，更多的是一种惊叹，原来中国摄影师也有人是这么拍的。他们把吕楠的作品看作是一种文献，但吕楠的拍摄初衷并不是文献，而是情绪的表达，里面有他的愤怒和不满，他想呐喊。只是他所受的一些局限，更多来自感性，由于脑子里少了一些框框，是自由的表达。
即便如此，回到90年代，他是中国最好的摄影师，没有第二个。他是一个标杆，一个里程碑。但里程碑前面还有里程碑，不能原地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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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加沙之后，您自己是否还在坚持创作？
L：有，但我不再拿出来了，等去世以后再说。我现在做摄影教学，我还做策展，我的身份实际上是裁判员。如果说我还去踢足球，穿的是裁判的衣服，兜里揣着红牌，你敢跟我玩吗？
真正要做艺术家，要把自己的这些身份全部拿掉，接受一个年轻的时代对自己作品的批判。
在加沙的时候，平时大家会住在一个比较烂的酒店，大家不在乎住在高档的地方。进门，出门，大家互相点个头，话不会多说，都是在忙自己的事。
当时我住在大马士革老城外的一个客栈，所有在以色列拍摄的摄影师都聚集在那里。各国的摄影师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你从战场上拍完，活着回来，一进门，所有这些摄影师本来坐得满满的，全部都会站起来，把中间最舒服的沙发让给你，还会有人把咖啡递过来。他们会给你买啤酒，你不用买单。
这是摄影师之间真正的尊重，我想通过摄影教学，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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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您最看重学生身上的什么品质？
L：干净。我带了四个孩子，他们从大学毕业起就跟着我。他们受到的很多教育都有问题，甚至是错误的，但他们不会抖机灵，不会耍小心眼，踏踏实实。我教给他们本事，如果我有一天突然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G：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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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编辑 | Geethan
本文来源：色影无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