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随地大小便的习惯，由来已久。延续到现在，虽然有了巨大的改观，却也终于无法杜绝。笔者因为工作的缘故，在国内很多城市流连过，却每每在城市中遇见随地大小便的现象，而周边人群，则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了。
说起随地大小便的事情，古今中外，都出现过。即使现在已经成为“文明的人类”“素质的标杆”的欧美公民，在中世纪，甚至在19世纪的时候，人们并不注重个人卫生，也更不注重公共卫生，随地大小便和随地吐痰者非常普遍，而经常不洗澡，更成为一种当时的共识。
关于这一点，生于1900年的匈牙利作家山多尔·马劳伊在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记载，山多尔童年时，人们普遍认为，经常清洁身体和洗澡是对身体非常有害的，因此儿童的体质总是很弱。于是，澡盆在当时主要被用来盛放杂物，每年只发挥一次本来的功用。19世纪末的有钱阶层只有在生病和即将结婚之时才会沐浴。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18世纪的人们通常一年中只洗一次澡。那时候，人们从不洗头，而是将头发沾满尘土。随地大小便的现象非常普遍，城市的街道上到处是粪便，以致于人们不得不跳着避开。
而在中世纪时期，为了军事上的安全，欧洲的城堡都有坚固的城墙和环绕的护城河。不过，在和平时期，城墙和护城河却有别的重要用途。原来，城堡的城墙上开满了厕所，城内居民来此方便，所有排泄物 “空投”入护城河，城堡里面干净了，可护城河却遭殃了，护城河内积满粪便，恶臭滔天，但城堡中人再难忍受也绝不会去清理河道，原因在于城墙上的蹲坑很容易成为敌人爬入城堡的入口，而恶臭的护城河是阻挡敌人到达入口的天堑！
巴黎是一座大城，其面积、人口都非一般城堡可比。它没有护城河，故城墙远比一般城堡高大坚固。不过巴黎人多，粪便也多，巴黎人把粪便倾倒在城墙外，日积月累，这些粪便成了“粪山”，当时估计当地也没有什么屎壳郎，搞不定这么多粪便，于是任其增高。后来终于有人发现，随着这些“粪山”的高度不断增长，敌人有可能通过粪山跨越城墙。于是，为了安全起见（注意不是为了卫生），巴黎城实施了一个庞大的城墙加高工程。对于那些大粪，仍然在城墙外矗立。
当然，这些粪山能够持续增高，还仅仅是城边上居民的功劳，而城市中心的人还没有加入积粪成山的队伍中来。市中心的人有自己的办法，并不愿意大老远地绕到城墙上去倾倒粪便。据称，每天早晨，临街的窗户一扇扇打开，主妇们在窗口大叫“倒水啦”，接着“哗啦”一声响，“夜香”从天而降。
直到今天，绅士仍然要走在女士的左边，便是那时候养成的习惯，因为要为女士挡住那从天而降的秽物。讲到这里，您也就明白巴黎的香水何以如此物美质优，全球畅销了。无外乎历史上的巴黎居民被一大堆粪便“保卫”和包围，加上又不爱洗澡，身上的味道可想而知，没有点拿得出手的应急香味，怎么生存呢？
只不过后来，随着鼠疫和流行性感冒疫情的大规模传播，造成很多人罹难，欧洲人对于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重新定义，自觉遵守，随地吐痰，随地倾倒垃圾，随地大小便的这些习惯，终于被杜绝了。
而此时的中国，刚刚从一个农业的封建社会转换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代城市的概念刚刚引入，所以城市人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公共意识完全没有概念。
缺乏公德原本就是小农社会最重要的弊端。表现在城市里就是不注重环境卫生，大声喧哗，随地大小便，损坏公务等。上海租界里的一个公园，当时拒绝华人入园，据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华人缺乏公德，随意毁坏花草和公物所致。
而在华人自己的城市里，随地大小便用现在的话说“那就不是事儿”。清末的北京城，城市规模和布局，是从明朝传下来的。尽管城市的排水系统也因循明朝，但这些设备到了清代，就变得不灵光了。因为长期不翻修和疏通，很多涵洞都淤塞了。原本在明朝非常实用好用的排水系统，何以到了清代就不好使了？
原来，负责清淤工程的是旗人工程队，相当于后来的国营商店。这些国家养的体制内的市政工程人员，拿着固定的工资，却并不认真办事儿。主干道，三年才疏浚一次，支渠道数十年不见动一次，最终在哪儿都找不见了。为什么会这样？固然有体制原因，也有城市主人自身的原因。按道理这种脏活儿累活儿应该由普通老百姓来做，但是统治者不放心，担心这帮老百姓里面混入一些“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利用疏通渠道打个地道挖个洞什么的，搞个阴谋阳谋的，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另外统治者比较迷信，总担心毁了风水中的“龙脉”，这在那时候可是关系到国运的大事儿，马虎不得。于是只好让旗人干这种苦力活儿，对旗人政治上比较放心，但是也免不了出现意外啊，经常修那还了得？要是有人无意毁了风水，怎么弄？于是定下三年疏浚一次的惯例。而这些旗人本身对于这种活计就不满，于是更加怠工，造成了北京城的下水系统完全瘫痪。
但是这些沟渠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又非常重要，不仅靠它来排水，污水和垃圾甚至粪便，都要靠它来处理。每家每户夜里的排泄物，早上起来，用便桶往沟里一倒，就算完事。城里虽然也有农民，城边上也有一部分，比如菜户营这一类，也进城来收这些粪便杂物，但积极性不高。所以京城里的粪便垃圾无法循环出去，只能在沟渠里越堆越多。
当时的北京城，基本上没有公共厕所，行人外出，想要方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个墙根就解决。那时的北京，无论是商铺店家，还是太学贡院，甚至皇宫里的没人处，凡是墙边就不要去，肯定粪便堆满了，运气好的还能踩上一脚两脚。如果运气更好一些，兴许还能碰见随地方便的男女。当时没有微博微信，人们也并不顾忌别人看见。大家都彼此彼此，所以谁也不笑话谁。
清末有人说，京城有“两好两丑”，“两好”是字好、相公好。怎么说呢？当时八股取士，一般看字迹，字写得漂亮，录取概率就大，因此在京城当官的，必然要有一笔好字；相公呢？就是大官和戏子，都称之为相公。大官爱看戏，戏子就有好日子。
两种丑，则一为随地大小便，二为八股时文。京城科考三年一遇，而大家别忘了，京城的大臭水沟也是三年一开挖疏浚。就是这么寸，科考的时候疏通臭沟臭气熏天，全城皆臭，人人掩鼻。北京谣谚曰：闱墨出，臭沟开。到底是八股闱墨臭呢，还是沟渠里的粪便臭，没法分得清楚。
北京城的卫生条件获得改观还多亏义和团的斗争。慈禧太后西逃之后，八国联军共管北京城。老大走了，老百姓走不了啊。于是老百姓该怎样还是怎样，以前怎么过现在还得怎么过。但是洋人不一样，洋人已经进入了城市文明，对于北京市民当街随地大小便的事情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就想办法整治。一方面修了很多公厕，另一方面加大惩处力度，最普遍的是抓住随地大小便的，打一顿鞭子。
而德国人最狠，只要夜里听见哗哗放水声，照着声音传来的地方就是一枪，很多半夜起来随地大小便的人，在还没彻底方便完的情况下，就一命呜呼，或者被生生吓得缩了回去。而有的洋人直接规定抓住就阉，则更是奇葩。经过洋人的综合治理，在慈溪太后西安“巡狩”的这段日子里，北京城的随地大小便问题暂时解决了。
至于是否彻底解决了，从当时文人的笔记中可以看到。当时天津有个读书人叫做江别鹤，他的《京津闲话笔记》里面记载了随地大小便整治的效果：“随处便溺者早成积习，洋人或鞭笞，或宫或杀，立效。而根除则难，洋人无所顾及之地，遗迹尚存……”看来严刑峻法依然无法解决随地大小便的问题。
随地大小便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很长时间，原始社会当然不用说了，农耕时期整个人类社会对于大小便的处理都是用作水肥的。所以在广袤的农田里，随地大小便也显得非常正常。城市化之后，这种行为就显得离经叛道了。人类脱离了最基础的生产，也就与原始习气越来越偏离。国人城市化时间短，又没有经历过城市大疫情这种极为恐怖的过程，随地大小便的一面积习难改，一面无所顾忌，也就成为传统“流传下来”了，甚至被一些低素质的国人发扬到了境外甚至国外，被所谓的“文明人”说三道四，自然脸上无光。
说到底，这并不完全是素质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这跟城市经营者的理念有关。全国各地的城市，除了青岛之外，在大暴雨的时候，积水难排，说明咱们的地下水系统根本不到位。地下水跟人的排泄系统其实是一个原理，没有泄洪的地方，造成淤积随地流也就无可厚非了。我们城市里很少公厕，下水道不畅，都是城市经营理念的差异造成的。
所以，要彻底杜绝这种现象，除了提高素质之外，是否应该在经营城市理念这一方面下一番功夫呢？
作者：吉建军，字劳伍，诗人、作家、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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