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说：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信儒教，失意的时候信道教、佛教，时至今日，许多传统是拦腰截断后又火速复辟了，中国人仍同过往一样抱拥含混不清的多神信仰。
以至于，85%的中国人有宗教信仰，或者从事着类似宗教的活动，却并不承认，或并不自知。以至于纷纷断言：中国人是缺乏信仰的。而且，一些崇洋媚外的人坚称：洋人对于国人缺乏信仰这件事，诧异非常，觉得不可思议。偌大的国度，久远的历史，如此多的人类，竟然毫无信仰。
笔者没有深入了解，也不晓得“洋大人”对国人没有信仰这件事是否介怀，然而说国人普遍缺乏信仰，这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准确的。
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时期，就能看到一些端倪。《山海经》记载的夸父部族崇拜太阳，与地球上其他的原始文明一样，崇拜太阳或者月亮是原始社会部落“物崇拜”的主要体现。到了夏朝，尽管出现了其他方式的祭祀和部落崇拜，但是太阳的崇拜却依然存在。
夏朝最后的那个暴君夏桀，在伊尹对他进行劝谏之后，说了那句最经典的话“人民和我的关系，就好像太阳和月亮的关系，月亮都没有灭亡，太阳怎么会灭亡呢？”他把自己比作太阳，说明在夏朝，太阳崇拜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就连君王也自比太阳。
社稷是中国农耕文明早期特有的一种崇拜，或者说一种信仰的启蒙。相传发明社的是共工的儿子句龙，共工氏族是世代的水正，发洪水的时候，句龙就让人们到高地土丘上去住，没有高地就挖土堆丘，土丘的规模是每丘住25户，称之为“社”，句龙死后，被奉为土神，也叫社神，为了纪念他，后世就专门建造了房屋祭祀，是为“后土”。烈山氏的儿子柱做夏的稷正，就是主管农业的官职，在其死后被奉为农神，也叫五谷神。
这个时期的崇拜已经具备了信仰的要件：社和稷都是真实存在的。之后的国家或者说部落联盟，首领总是要祭拜社稷，乞求五谷丰登，这算是崇拜的最高等级了，所以说社稷是早期的懵懂的信仰，是毫无问题的。社稷最终演化成一个国家的根本，甚至成为国家的代名词，所谓“君主死社稷”，成为社稷信仰的最高形式。
这是最初的信仰，也是唯一保留下来的信仰。中国是农耕文明的集大成者，历朝历代的君王天子，春秋二季的祭祀，必然要祭拜社稷，这种国家层面的祭祀活动，就是国家信仰。忠君爱国，江山社稷为重，应该都是社稷信仰的一种教义，尽管很简单，却流传最久远，也影响最大。
除了社稷信仰，还有一个信仰贯穿中国文化的始终，那就是祖先信仰。中国历朝历代讲究“孝治天下”，祖先崇拜一以贯之，即使在遥远的原始社会，从其丧葬制度来看，对于先人的丧葬和祭祀，礼节繁琐而规矩甚多。演变到现在仍然存在着远古的遗风。以宗社为中心的古代农耕社会，民间对于祖先的崇拜，与整个国家对于社稷的崇拜和信仰是同样重要的，当然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两点即是“忠”“孝”，所有的思想、文化、艺术等社会意识形态，都是以忠孝为切入点，或者为原始爆点的。
忠孝文化贯穿中国文化的始终，在国家层面表现在忠君爱国，也就是社稷崇拜和信仰；在家族层面则变现为孝敬父母，大部分的祭祀都是围绕这两件事开展的。
在以传统忠孝文化为主轴的信仰体系大行其道的时候，其他的文化信仰或者宗教信仰，在社稷信仰和祖先信仰方面只能退居次要地位，与忠孝文化可以结合或者不冲突的情况下，其他信仰才有机会被接受，如果冲突，那就根本流行不起来。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佛教这类宗教能够流行起来，主要在于其教义里面，并没有与忠孝冲突的地方。
除了社稷信仰和祖先信仰之外，中国人缺乏大一统的宗教信仰。比如西方的天主教，可以突破国家之间的界限；印度教等等这些大一统的宗教，中国是不具备的。有人说中国人信仰儒教，其实不尽然，儒教是从汉朝董仲舒之后才开始大行其道的，原因在于其讲究“仁”“忠”“孝”，没有离开社稷和祖先信仰这个范畴。而且儒教的总体思想，就是从社稷和祖先崇拜和信仰中总结出来的。
当然，造成中国没有如同西方或者印度这些地区大一统的大宗教信仰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中国人的反抗精神。中国人善于造反，一直以来，历史上不乏对当权者权威的挑战，这种挑战往往能够成功，也因此缺乏一个比较靠谱的持续下来的权威。夏朝的大禹，治水有功，他跟前面的尧舜，都是圣人，算作是权威吧。但是他们制定的“禅让制”原则，被大禹的儿子启给打破了，开始了家天下的时代，权威也因此没有了，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因此中断了。
夏朝存在了数百年，按道理差不多能够形成一定的权威，造成一个大一统的信仰成熟的条件了，但是商汤又把夏朝给灭了，这样的信仰权威，又一次中断，大一统的信仰产生的条件又一次发生了变化。随后，周，秦，汉……一直到元朝，中华文明的权威制造者在一次次的群体反对中不断丧失，分分合合，造成了权威的不连贯性，也就没有了所谓的权威，只有最基础的社稷信仰和祖先信仰保留下来。
那么，在不断地分分合合以及对于权威的挑战中，中国人究竟信仰什么呢？他们不信仰权威，只信仰自我，于我有用的，就信仰，没有用的，就不信仰。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很现实的信仰。
还记得秦始皇的出游场面中，刘邦和项羽的对话吗？刘邦说：“真阔气啊！”这其实是一种很普遍的对权威的个人崇拜或者说权利崇拜，而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这就是一种对权威的蔑视和对权利的另一种崇拜。权和利，是中国人的信仰，从古代开始，就已经昭然若揭了。
随后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其实都是权利信仰支撑下的一种极端行为。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黄巢的“满城尽带黄金甲”。
中国人对于权利，不仅仅是羡慕，更不仅仅是信仰，而是为了得到！这并非是危言耸听，“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这本身就是对权利获取的一种孜孜追求。因为权利作为信仰，尽管获取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总是有一些人，不起眼的人，最终到达了权利的巅峰。汉高祖刘邦，汉昭烈帝刘备，大明开国的朱元璋……他们原本都是市井之人，却最终执掌天下，成为权利的最大占有者，怎能不让人感到羡慕嫉妒？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可以，我凭什么不可以。中国人对于权利的获取和追求，非常虔诚，忍辱负重，破釜沉舟，只有一个目的——获得信仰中的权利。
所以，中国人的信仰是“利己最大化”。不仅信仰如此，在人际交往中，也能看出来这种极端利己的思想根深蒂固。中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与亲近度，是与地域的广度成正比的，广度越大，则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度越高，反之，则越小。以信仰为例，也仍然是按照亲近度来衡量的。从自己开始，最亲近的人无非就是祖先，范围扩大一些，就是同宗，再往上就是村社，就是州府，最后才是国家，多是从自己的利益核心为圆心算起，然后再按照重要性排列。
这样就不难解释两个同乡在村里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打得头破血流，却并不妨碍他们走出村子在县城里共同对付所谓的外人，在外县遇到同一个县的人有着亲近感，在省城，同一个市的人则更加亲近，在外省，同省籍就突然之间由本省的“陌生人”立即“亲若兄弟”了；在国外，看见黑头发黑眼睛的人就觉得心切……中国人的信仰，也是如此：自己的祖先自然关键而重要，再往上，其影响力就开始极力敛缩了。
这是一种典型的不信任思维在作祟。有一句很经典的谚语：“恐惧源于未知”。对于未知的世界，中国人往往认为这是最不被信任的，其信任度最低，随着自己熟悉的程度，而信任度不断提升。从信仰的角度来说，信任度越高，则信仰越牢固。
所以按照上面的分析方法不难看出来，中国人的信仰，最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并不如西方那样，直接摒弃自我，神创造了一切，包括自我，都是神的子民。中国人不会这么想，也不会这么干。所以，信任度决定了中国人的利己主义信仰，就是对利益的无限追求。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林语堂先生说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信儒教，失意的时候信道教、佛教了。对于一个利己主义信仰盛行的群体来说，没有比自己熟悉且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更值得信仰了。
作者：吉建军，字劳伍，诗人、作家、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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