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工，是农业社会中国特有的一种雇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个职业的真实状态被掩盖了。本文试图通过相对可观的记载和真人回忆，还原这个行业的一些真相。
2014年9月，关中。
70年前的这个时间，应该是88岁的郑栓牢老人在“地主家”最忙碌的日子之一。华阴县（如今成为市）杨家场村的农事与周边一样，都是一年两熟，夏收秋收，异常忙碌。所谓的地主，在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称谓的。当时郑栓牢称“地主”杨英安（音）为“东家”或者直呼其官名“英安”，而杨英安则称呼郑栓牢为“郑相”或者“栓牢”。郑栓牢回忆，当时双方相处融洽，连红脸都没有。这种友好的关系一直持续到解放之后，杨英安被作为地主的典型进行斗争，才宣告结束。
郑栓牢是商洛山区人，当时商洛比较落后，由于自然灾害，家里日子没法过了，遂来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东部讨生活。一个外乡人，来到这里熬活特别不容易。郑栓牢还背着母亲，一路上山下坡，到了杨家场村之后，把母亲安顿在一孔废弃的窑洞里，自己出去熬活做了杨家的长工。
杨英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主”，他家的地也不过比其他人多一些而已，自己做不过来，就雇几个长工。但是据郑栓牢回忆，杨英安对长工从来不指拨，也绝不打骂。每天早上有长工头儿派活，杨英安本人也要亲自下地劳作，并不坐享其成。
这一点并不是个例。在广大关中地区，拥有广大地产的大地主并不多，这种情形在秦晖和金燕合著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一书中有明确的论证。根据该书的论证，关中地区的小农经济占主体地位从明朝时期已经开始了。而地主亲自下地也是很普遍的现象，关中西府地区的三原县，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个地主叫做杨秀元，他用当地方言写了一本书叫做《农言著实》，在这本书中，杨秀元记载了自己的庄园式农场“半半山庄”的各种农事和生活，其中有一段讲述了半半山庄的经营模式：这个农庄的全部土地都实行雇工经济而无出租之说。所雇劳力有“火（伙）计”（长工）、“芒（忙）工”、“日子”（日工）及“铁匠”等等。庄主本人的经营十分勤勉，据说是“定省外，日与力作人为伍，早作夜休，无间寒暑。虽极细事，亦必躬亲历试，期得当而后快”。
而不仅当时的东家亲自下地，而东家的家属也都有自己的事情做。杨英安家有妻妾三人，共有九个儿子，其中四个娶妻，这几个媳妇要轮流给雇工们做饭，每天三顿变着花样做。而且郑栓牢介绍说，工人们的饮食还是不错的。他进一步解释：“长工们都是肯（舍得）出力气的人，吃不好咋干活？不对长工好一点，长工没有心劲干活，影响庄稼哩。东家又不瓜（傻），虐待长工，坑了自家。”郑栓牢认为，长工和地主之间没有所谓的不平等。至少在人格方面，差异不大。所谓的差异无非是：杨英安是本地人，且是村里的大户，念过书，有头脑，人肯干（勤劳）精明，日子红火，而自己无非就是逃难到这里来的外来人，“其余没啥了。”
郑栓牢说：长工和东家都要合适哩。长工找一个好东家不容易，东家寻一个好长工同样不容易。同样的，“长工吃了人家东家的熟的热的，就要好好给人家出力气干活哩。要不然人家东家雇你干啥？东家雇了长工给你出力，你就要好好招呼，平时吃饭管饱，说好一年该给长工多少银钱粮食和棉花，不能克扣。如果短斤少两说了不算，还有谁给你好好干哩？”郑栓牢说，当地有一种说法叫做“穷汉家惯娃娃，财东家惯骡马”，骡马都舍不得虐待，他咋能虐待长工呢？
当然，长工平时的工作非常繁杂，大到耕地栽种收割，小到地头捡石头打水扫院子，不一而足。而长工由于常年在财东家干活儿，一年到头总有事情干。
《农言著实》里面记录的很清楚，雇工们在农闲的时候，财东们会无事找事地安排一些活计。比如说，“正月里无事，着火计尽行到麦地拾瓦片砖头，丢在地头起全堆……年年如是，久而久之，砖瓦自无……总要年年如此费工。”是不是偌大的半半山庄是个古遗址？看来不是，这不过是净化土壤精益求精罢了。“二三月内，实在无活可做，或拉土，或铡草。就着两样事了。但此二事除过麦秋二料，若无活可做，就着做此事”。“嗣后无活的天气，九、十、冬、腊，悉照此”。四月“草锄完，实在无事，莫过于拉土。就是冬月亦然。农人无闲日，此之谓也。”
除了这些无事找事的活儿，还有更为离奇的活计，就是“钓老鼠”。据书中记载，如果田里有黄鼠巢穴，可找竹竿数十根，让伙计们钓上几日，同时也必须有主人亲自至地查看。因为担心“盖夏天炎热，火计或不留心，将钓竿下了，在树下打睡，或黄鼠出来，将绳子咬断跑了，岂不可惜工夫。”
对于如此费神的“守洞待鼠”之法，原本以为是因为黄鼠的毛皮有商业用途，后来才知道，这种手段在关中地区非常普遍，并非为了黄鼠的毛皮，而是纯粹为了除去黄鼠偷粮食的隐患。事实上，这种办法对增产有多大作用？根本估计不出来。黄鼠自然有生物链中的天敌收拾，不必派火计去花费工夫捉拿。之所以这样，无非是财东家“不用白不用”的思维。
事实上，财东家雇工的标准和方式也不是常人理解的那样签订卖身契之类的东西。大部分不过是口头协议，商量好工价，然后考察来人的能力和人品。其中人品非常重要，甚至比干活能力还要重要。
郑栓牢回忆，当时雇工有一个标准，就是吃肉。到了农忙的日子，家里人手不够，就有无地或者少地的人出来寻活。东家一般是拿出白面馒头和大块烧肉给来人吃，看能吃多少，“能吃就能干”，这是一个普遍的考察办法，随后还要着人去来人的家乡打问这人的人品好坏，才能决定是否雇佣。
而且雇佣之后，东家并不轻易辞退长工，除非是犯了大错，比如《白鹿原》里面的黑娃，与东家的小妾私通被发现，这才被赶出去。《农言著实》中对于雇工的招聘标准也做了说明“有熟人平素与咱家做日子活者，看人的忠厚诡诈，留与不留，临时斟酌可也。”人品作为重要指标，知道家里雇佣工人。而该书从头到尾没有涉及任何辞退雇工的内容，这本非常详尽的农事记录，连用坏的扫把如何处理都要写清楚，没有辞退雇工的内容，实在是匪夷所思。
杨英安对于郑栓牢等雇工的管理，基本上与杨秀元的记录相当吻合。当然，杨英安比杨秀元要开明很多，没有无活找活一说。据郑栓牢回忆，在农闲时节，杨英安让伙计们“出去转去，农活不紧张咯。”但是话虽然如此，郑栓牢这一类的雇工，还是很有尊严的。他告诉笔者：“东家让你转，你就转去？在人家家里吃饭，没有到（收工的）日子，你好意思吃在人家里整日无所事事？”所以，郑栓牢就拉土沤粪，反正无活儿找活儿，不让自己闲着。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主雇双方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也没有特别大的不平等。
郑栓牢告诉笔者，长工的日子一般是从正月十六上工，到农历腊月二十三祭灶时候结束，中间离家远的长工，在麦罢和秋罢以及立冬时候可以回去招呼一下家里，而且“路费还要主家出一部分钱哩！”工钱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实物，一种是银钱。实物和银钱往往同时支付。比如郑栓牢的工价是麦子十升，银元一元五角，外加棉花和秋作物收成若干。这些钱物，够他们母子二人一年的吃穿用度绰绰有余。因为郑栓牢吃饭大部分在杨家，家里甚至还有余粮，不几年，竟然在杨英安的支持下，买了二亩旱地，正式成为杨家场村的住家户。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雇主和长工关系都融洽。有的雇主就吝啬得很，对长工做活儿要求苛刻，但是打骂是很少见的。在小农经济发达的关中农村，长工们只要手艺好，人品好，不愁找不到好主家。而对长工比较苛刻的主家，往往在长工圈子里名声不好，因为地域跨度不是很大，所以一来二去，这人的坏名声就渐渐传开，没人愿意去给他熬活了。更有甚者，对长工不好的主家，山上的土匪都不答应。
郑栓牢说，土匪有时候会化装成叫花子，到财东家讨饭，好的东家都会给一顿饱饭，然后带上几斗粮食，打发出去，抠门的不过给些剩菜剩饭，这就要倒霉了。土匪对于打家劫舍的对象，也是有选择性的，一般有钱的人家，人品好的，不会招致灾祸，抠门吝啬的，就要倒霉了。土匪专门找这些东家下手。
潼关县韩家堡子有一个财东，家里有钱却抠门得很，没有人愿意给他熬活儿，但是雇了本家的几个内侄子。村里来了叫花子，财东不仅不施舍，反而让侄子把叫花子打了一顿赶走了。不一个月，这个家老老小小全部齐茬儿被杀，“全部是木头杠子打死的。惨得很。”郑栓牢说。
所以长工并没有传说中那么惨，而所谓的地主财东，远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怙恶不悛。当时的人大部分淳朴厚道，与人为善。而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并没有太多的土地。因为他们很有权势，地方的税收等等都在手中掌握，要搞钱很容易，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土地去剥削长工。这也就是恶霸村盖子和旧社会的把总和官员作恶多端，地主大多安分守己的原因。
这就是解放前时期，相当一段时间关中农村的社会真实。上文提到的《田园诗与狂想曲》这本书中记载，关中这种雇佣关系或者说关中小地主的这种现实，从明朝开始就一直延续，直到民国后期。
到了解放后那个疯狂的年代，忆苦思甜的时候，这些长工们往往成为控诉的主角。在大的政治气候下，很多人不得不违心地说了假话，甚至有些人品不好的人，对原先的东家进行殴打。说假话的人，在台上作报告，说着被剥削的日子，有时候就说错了，把真相还原了，说着说着就说起这些“地主”的好处来。底下哄堂大笑，炸开了锅，于是干部紧急控制场面。当然这是后话了，也从侧面反映出来关中地区地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之前宣传的那么紧张。
作者：吉建军，字劳伍，诗人、作家、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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